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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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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进他的房间,外面世界的疯狂仿佛就被搁在一边。最残忍的事情变得虚幻,杂乱无章的事情变得清澈,当代现实的事情卑微地屈从于伟大的宇宙循环。我第一次经历了一位真正的智者,他已超越自我,连痛苦和死亡也不再感到是个人的经历,而是一个超个人的观察和审视的对象;他的死也和他的生同样是一个道德的壮举。弗洛伊德当时病情已很严重,这个疾病不久将致他于死命,用他假牙托的颚板说话显然十分困难,他跟别人每说一句话,别人看了其实都很羞愧,因为清楚地发音已经叫他非常费劲,但是他不让人阻止他说话;向朋友们显示,他的意志远比他的身体带给他的低下的折磨要坚强得多,这对他而言已经成为他钢铁般的灵魂特别的雄心。 他的嘴巴痛得扭曲着,他忍着病痛坐在书桌旁一直工作到最后几天,即使夜里病痛折磨得他无法入睡——八十年来,这健康的沉沉酣睡是他力量的根源——他依然拒绝服用安眠药或注射任何麻醉剂。他不愿用这种减轻病痛的方法,使他失去精神的清晰明亮,哪怕只是一小时,他也不愿失去;宁可忍受痛苦,但要保持清醒。宁可在痛苦之中思考,也不要停止思考。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最后一个瞬间,他一直都是精神上的英雄。 这是一场可怕的斗争,斗争持续得越久,越显得壮丽辉煌。死神一次又一次地把阴影越来越明显地投到他的脸上,掏空了他的面颊,像刻刀似的在他的额头上刻出太阳穴,使他的嘴巴扭曲,使他的嘴唇说不出话来:只有他的眼睛,抵抗住这阴沉的死神,这座无法攻克的瞭望塔,死神无可奈何。这英雄的学者通过这座瞭望塔直视这个世界,他的眼睛,他的精神,直到最后一刻都始终保持清澈。 有一次,是我最后去看望他时的某一次,我带着萨尔瓦多·达利[16]同去,我认为他是崭新一代当中最富天才的画家,他对弗洛伊德无限尊敬。我在和弗洛伊德谈话时,达利在作速写。这幅速写我一直不敢给弗洛伊德看,因为达利目光如炬,已经在他身上画出了死亡的形象。 我们时代最顽强坚韧的意志,最能洞察精微的精神,在沉沦前所作的斗争越来越惨烈,直到他自己清晰地认识到,——对他而言,清晰永远是思维的最高美德——他已不能再继续写作,不能再继续发挥作用,他便像古罗马的英雄那样,允许医生终止他的痛苦。这是了不起的一生的了不起的终结,即使在这个互相杀戮的时代杀人如麻、死人无数,他的去世依然值得纪念。我们这些朋友把他的灵柩沉入英国的泥土中去时,我们知道,我们把我们祖国最珍贵的宝物送给了英国大地。 我在和弗洛伊德呆在一起的那些时间里,经常和他谈到希特勒世界的恐怖和战争的恐惧。作为富有人性的人,他自然深受震撼。但是作为思想家,他对于这种兽性可怕地爆发并不感到惊讶。他说,人家老是责备他是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否认文化有能力控制欲望;现在大家看到——当然这丝毫也不使他感到骄傲——他的意见得到了可怕的证实:深埋在人灵魂里的原始破坏欲无法彻底消除,也许在今后若干世纪里,能找到一个形式,至少在各民族的共同生活里面把这种本能强压下去;而在日常生活里面,这些本能依然不能消除,也许还会作为必要的、具有张力的力量存在于内心的本性之中。 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弗洛伊德思考得更多的还是犹太人的问题及其当前的悲剧;这位从事科研的学者想不出解决的公式,他那清醒的头脑找不到任何回答。不久前他发表了关于摩西[17]的研究文章,把摩西写成一个非犹太人,写成一个埃及人。他的这个安排,在科学上不大有根据,既得罪了虔诚的犹太人,也大大地伤害了有民族意识的犹太人。这本书恰好在犹太人的遭遇最为恐怖的时刻出版,弗洛伊德深感遗憾,“此刻,人家把犹太人的一切全都剥夺干净,我还把他们最优秀的人抢走。” 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有理。每一个犹太人现在都比平时敏感几倍,因为即使在这场世界悲剧之中,他们也是真正的牺牲品,到处都是牺牲品,因为在打击面前,他们已经惊惶失措,他们都知道,一切糟糕的事情,首先打击的是他们,而且打击得沉重好几倍。他们到处都知道,所有的时代最最满怀仇恨的那个人恰好要羞辱他们,要把他们赶到地球的最边远的地方,赶到阴曹地府。 一周又一周,一月复一月,越来越多的难民前来,他们一周复一周比他们先来的难民更加穷困潦倒,更加惊惶失措。第一批,也是最迅速地离开德国和奥地利的难民,还能救出他们的衣服、箱子和家庭用具,有些人甚至还能带上一些钱。但是谁对德国的眷恋越深,越难和他亲爱的故乡断然分开,受到的惩罚也越加沉重。起先他们只剥夺了犹太人的职业,不许他们上剧院,上电影院,参观博物馆,不许研究人员使用图书馆;他们留了下来,出于忠诚还是出于惰性,出于怯懦还是出于傲气,宁可留在故乡备受屈辱,也不愿在异国他乡沦为乞丐受人凌辱。然后人们又夺走了他们的佣人,从他们的住宅里搬走了收音机和电话,最后连他们的住宅本身也被夺去,接着迫使他们把大卫星缝在衣服上;让每个人在大街上看见他们都像看见麻风病人似的,避之唯恐不及,他们是遭到唾弃、遭到排斥的人,被大家百般嘲笑。所有的权利都被褫夺,所有精神上、肉体上的暴行都可以施在他们身上,借以戏谑,借以取乐。 每个犹太人都发现,古老的俄罗斯谚语突然变成了残酷的真理:“是去当乞丐还是进监狱,谁心里都没底。”谁要是不走,就把他投进集中营。在那里,严格的德国式的管教会把最骄傲的人都收拾得服服帖帖,然后把他剥夺得只剩下身上的这套衣服和口袋里的十个马克,驱逐出境,也不问到哪儿去。于是这批人就站在国境线上,然后他们就在各个领事馆乞讨,但几乎总是徒劳。因为哪个国家愿意收留被抢得不名一文的人,收留乞丐?我永远忘不了我有一次走进一家旅行社看到的一番景象。 屋里挤满了难民,几乎全是犹太人,大家都想到什么地方去。不论什么地方,不论哪个国家,到北极的冰原上去还是到撒哈拉灼热的沙丘里去,哪儿去都行,只要往前走就行。因为这里允许他们居留的时间已经到期,他们得继续往前走,带上老婆孩子继续往前走,到陌生的星辰照射之下的地方去,到讲陌生语言的世界去,到那些他并不认识别人,人家也不喜欢他的人群中去。我在旅行社里遇见了一个当年在维也纳相当富有的企业家,此人同时也是我们最聪明的艺术收藏家之一;我起先没有认出他来,他变得头发灰白,老态毕露,疲惫不堪,他虚弱地用双手抓住桌子。我问他想到哪儿去,他说:“我不知道,今天谁还问我们想去哪儿?人家还让我们到哪儿去,我们就到哪儿去。 有人告诉我,在这里也许可以得到一张去海地或者圣多明各的签证。”我听了心里一沉,一个疲惫不堪的老人,带着一帮儿孙,心里满怀希望,忐忑不安地要到一个他以前从来没在地图上好好看上一眼的国度去,只是为了在那儿继续沿街乞讨,继续人生地不熟地漫无目的地苟且偷生!旁边有一个人拼着老命打听,怎么样能到上海去,他听说中国人还能收容他们。就这样大家挤在一起,从前的大学教授、银行经理、商人、地主、音乐家,每个人都准备拖着他生活的残破瓦砾向前走,无论拖到哪里,无论是拖过大地,还是拖过海洋,不论去干什么,去受什么罪,只要离开欧洲就行,只要离去,只要离去!这是鬼气森森的一群人,但是,对我来说最可怕的是,想到这五十个受尽折磨的人,只是五百万、八百万,也许是一千万犹太人这一惊人庞大的大军极为微不足道的先遣部队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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