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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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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谈话、写字、打电话,对一些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达成协议。他们做出决定,大家并不参与,详细情况大家一无所知。他们就这样最终决定了我自己的生活和欧洲每个人的生活。现在,我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我自己手里。他们破坏或者保护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人,他们给我们自由或者迫使我们被奴役,他们为千百万人决定战争还是和平。而我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坐在我的房间里,像苍蝇一样毫无抵抗能力,像蜗牛一样毫无力量,与此同时却在进行殊死的斗争,关系到我内在的自我和我的未来,关系到我脑子里正在形成的思想,已经制订和尚未制订的计划,我的清醒和我的睡眠,我的意志,我的财产,我整个的生命。 我坐在那儿等待着,凝视着了无一物的空间,犹如一个囚犯坐在他的囚室里,紧紧关押在牢房里,用锁链牢牢地拴在这毫无意义、毫无力气的等待而又等待之中。左右的同屋囚犯发出问题,提出忠告,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就仿佛我们当中有什么人知道或者会知道人家会怎样处置我们,会给我们做出什么决定。这时电话铃响了,有个朋友问我有什么想法,这时报纸送来,使我的脑子更加糊涂。 这时无线电响了,一种语言反驳另一种语言。我便走到街上,我碰到的第一个人,和我一样无知的人,问我意见如何,到底会不会打仗。我心情焦躁地反问,说啊,聊啊,讨论啊,虽然我清楚地知道,我这些年来积累的养成的一切知识,一切经验,一切预见,碰到这十几个陌生人所做出的决定变得毫无价值。我在二十五年当中第二次又孱弱无力,意志颓丧地站在命运面前,思想毫无意义地敲击着我疼痛不已的太阳穴。 最后,我再也忍受不了这大城市,因为在每一个街角,张贴的海报用刺目的词句,像凶险的恶狗向你扑来。因为我不由自主地想从成千个从旁一涌而过的行人额上看出,他在想些什么。我们大家想的不都是同样的事情,想着是还是否,黑还是红[23],在这场决定生死的博弈中,我整个的人生也成了赌注,我最后还剩下来的岁月,我的尚未写成的著作,我迄今为止视为我的任务,我的生活意义的一切,全都成了赌注。 但是在外交的轮盘上,弹子滚来滚去,速度慢得使人神经备受摧折,迟迟没有结果,滚来滚去,滚来滚去,时黑时红,时红时黑,希望,失望,佳音,噩耗,一直没有决定,没有最后结果。忘了吧!我对我自己说。逃走,逃到你内心深处的灌木丛中,逃进你的工作,逃进你只是活生生的自我的所在,不是公民,不是这场地狱般博弈的对象,在那里只有你那一丁点理智还能在一个疯狂了的世界里起点作用。 我并不缺少任务。多年来,我一直在为一部两卷集的巨型的评述巴尔扎克生平和著作的传记做着准备工作,不断地收集资料,可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动笔撰写这样一部长期着眼的大部头。恰好是愤怒给了我动笔的勇气,我隐居到巴斯去。恰好是巴斯,因为光芒璀璨的英国文学中许多最为优秀的人物,尤其是费尔丁曾经在这座城市里写作过。这座城市比其它任何一座英国城市都更加忠实,更加有力地向一个心情已经平静下来的人演变出另外一个世纪,一个更加宁静的世纪:十八世纪。 可是这个温和的、呈现出柔和之美的景色,和世上日益增长的骚动不宁和我思想的焦躁不安形成了多么痛苦的对比!就像我在奥地利能够回忆起来的1914年那个最美好的七月天那样,1939年英国的这个八月天也是气候宜人,叫人心旷神怡,同样是晴空万里,犹如一幅碧蓝柔美的丝绸,像是上帝和平时期的一顶帐篷,同样是璀璨的阳光四射,映照草地和森林,繁花似锦,美不胜收——同样是一派和平景象笼罩大地,而人们却在厉兵秣马,准备开战。这种疯狂和当年一样令人难以置信,尤其是面对着巴斯幽谷中沉静的花繁叶茂,这种酣畅淋漓、自我陶醉的深邃静谧,这种赏心悦目的景色,使我神秘莫测地回忆起1914年巴登的风光。 我又一次不想信以为真,我又和当年一样正收拾行装进行一次夏游。国际笔会的全球大会定于1939年9月第一个星期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瑞典朋友看见我这两栖动物不再代表任何国家,便邀我作为贵宾参加会议。未来几周的中午、晚上,每一小时都为亲切友好的东道主们所决定。我早已订了船票,可这时关于即将发布动员令的紧张消息纷至沓来。根据一切理性的法则,我应该赶快收拾起我的书籍、我的手稿离开英伦三岛才对,这里很可能就要变成战场。因为我在英国是个外国人,如果打起仗来,我马上就变成敌对的外国人。可想而知,我的自由就会受到限制。可是一股无法解释的劲头在我心里表示反抗,不让我逃离英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倔强,不愿意一次又一次地逃亡,反正我到哪儿,命运就追到哪儿。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疲劳,我就像莎士比亚说的:“面对时代吧,它到处找我们。”它要找你,你都快六十了,不要多事反抗!反正你的精华,你已经度过的岁月,它也抓不着了。于是我留了下来。但是无论如何,我得事先把我外在的市民生活尽可能地安排妥帖,我打算第二次结婚,一刻也不能浪费,免得我未来的生活伴侣遭到拘留[24]或者因为其他难以估量的措施和我长期分开。所以那天早上——这是九月一日,星期五——我就到巴斯的户籍管理所去登记结婚。官员拿过我们各式各样的证件,态度特别亲切热心。他像每个人一样明白,我们在这种时候希望尽快办理手续,婚礼安排在第二天;他取过钢笔,开始用优美圆润的笔迹在他的登记簿里写上我们的姓名。 这时——大约在十一点左右——旁边房间的门猛的一下给打开,一名年轻的官员冲了进来,一面走路一面脱掉外套,“德国人已经入侵波兰,这就是战争!”他冲着安静的房间大声嚷嚷,这句话像铁锤似的砸在我的心上,但是我们这代人的心已经习惯于各式各样沉重的打击。我真心诚意地说道:“这还未必就是战争。”可是这个官员几乎发起火来。他厉声说道:“不,我们已经受够了!我们不能让他们每隔六个月又重新再来一回!现在必须有个了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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