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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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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都有一幅被打死的朋友的相片,遭受酷刑的伙伴的相片,因此我们拥有更加犀利更加无情的眼睛。我们这些人受到谴责,遭到驱逐,被褫夺权利。我们知道,只要为了掠夺,为了权力,再荒谬、再骗人的借口,他们都会使用。所以我们这些经受过考验的人和尚未经受考验的人,我们这些流亡者和英国人,说的是两种语言;如果我说,除了极少数英国人之外,我们当时在英国,是绝无仅有对未来的危险究竟有多大不抱任何幻想的人。就像当时在奥地利,如今我在英国也注定了只能够良心受到折磨,敏锐的眼睛十分痛苦地更加清晰地预见到不可避免的事情。只不过我在这里是个外国人,是个受人容忍的客人,没有资格提出警告。 所以当我们的嘴唇已经预先尝到即将发生的灾难的苦涩滋味时,我们这些已被命运打上烙印的人,除了自己,无人可以倾诉,只能暗自悲伤。我们为那个兄弟般收留我们的国家担惊受怕,心灵受到多大的煎熬!但是即使在黑暗透顶的时间里,和一位德行无比高洁的智者进行一次谈话,都会得到难以估量的安慰,心灵会为之振奋。因此在灾难来临前的最后几个月,我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同度过的亲切友好的时刻,以难以忘怀的方式证明了这点。 几个月来,想到这位身患重病的八十三岁老人留在希特勒控制下的维也纳,我一直心情沉重,直到最后,他最忠实的女学生,奇妙的玛利亚·波拿巴[15]公主,终于成功地把生活在备受奴役的维也纳的这位最重要的人物从那里救到伦敦。我在报上读到弗洛伊德已经踏上这座海岛,看见我以为业已失去的朋友中这位最尊敬的朋友又一次从阴曹地府回到人间,这是我一生中一个伟大的幸运的日子。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位伟大的严谨的学者,加深了并且扩大了我们对人的灵魂的认识,在我们这个时代,无人能出其右。我是在维也纳认识他的。在那个时代,他在那儿还被人视为刚愎自用孤傲怪僻之人,很受敌视。他狂热追求真理,同时又清楚认识到每个真理都有局限性。他曾经对我说过:“很少有百分之百的真理,就像很少有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样!” 他以这种坚韧顽强的方式脱离了大学及其学术上的小心谨慎;他坚毅沉着地勇往直前,一直探索到浮现在表层又深埋在地下的情欲世界,迄今为止这些领域从未有人踏入,大家心惊胆战地退避三舍,也就是那个时代庄严地宣布为“禁区”的那些领域。乐观主义的、自由派的世界无意识地感到,这位毫不妥协的学者以他的深层心理学,破坏了他们提出的通过“理性”和“进步”可以逐渐压倒欲念的论点,他以毫不同情、彻底揭发的技术,对于他们无视这个讨厌家伙的方法,殊为危险。 但是并非单单大学,并非只有那些老式的神经病学的医生联合起来反对这个惹人厌烦的“局外人”,——而是整个世界,整个旧世界,旧的思想方式,道德上的“惯例”在反对他,是整个时代害怕他这个揭露者。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医学界反对他的封锁圈。他失去了自己的诊所,既然他的命题,甚至他最大胆的提法,在科学上无法反驳,他们便设法用维也纳的方式,把他释梦的理论嘲笑一番,或者把它说成玩笑似的社交戏说,把它庸俗化,从而把它处理掉。只有一小圈忠实的朋友聚集在这个孤身作战的人周围,每周举行一次晚间讨论。就在这种讨论时,心理分析这一新颖的科学得以获得雏形。慢慢地从弗洛伊德最初的那些奠基性作品中酝酿出一场精神革命。 在我还远远没有觉察到这场精神革命的整个规模之时,这位超群出众的学者的坚强刚毅,道德上坚定沉着的态度已经完全使我对他折服。这里终于出现了一位从事科学的学者堪作年轻人梦寐以求的楷模。他在没有得到最后的证明、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把握之前,他的任何论述都极为谨慎小心。可是他的一种假设一旦变成确实有效的论述,他便毫不动摇地对抗全世界的反对。此人平素谦虚谨慎臻于极点,可是为了他学说中的任何一个信条,他都决心战斗到底,他至死都忠于他所捍卫的他认识中所含有的真理。 没法想象还有比他在精神上更加勇敢无畏的人;弗洛伊德在任何时候都敢于说出他在想些什么,尽管他知道,他这样清楚明了,坚定无情地倾诉己见会使别人心烦意乱,惊慌失措;他从来也不设法作出丝毫让步,哪怕只是形式上让步一番来改善他艰难的处境。我敢肯定,弗洛伊德若能同意小心翼翼地把他的理论改装一下,把“性欲”(Sexualitt)说成“爱欲”(Erotik),把“欲念”(Libido)说成“爱恋”(Eros),不是永远无情地把最后的结果确定下来,而只是暗示一下,那么他就能减少学界的阻力,说出他理论的五分之四。但是,只要事关学说和真理,他就寸步不让;阻力越强硬,他的决心也就变得越坚强。倘若我要为道德上的勇气这个概念——世上唯一不要求别人为之牺牲的英雄主义,——寻找一个象征,我面前一直看见弗洛伊德英俊男性、轮廓分明的面容和他那双目光坦诚、平静泰然的深色眼睛。 这个学者给他的故乡带来遍及全球穿越时代的荣誉,如今离开他的故乡,逃到伦敦,这些年来早已垂垂老矣,而且重病缠身,但他并非疲惫不堪,弯腰曲背。他肯定在维也纳度过折磨人的时光,我心里暗自有些担心,生怕看见他时,他愁苦满面或者惊惶失措。可是我发现他泰然自若,甚至比以往更加心情舒畅。他把我领到他在伦敦居住的郊区房屋的花园里。“我难道以前住得更好吗?”他问我,在他平素如此严峻的嘴边泛出一丝开朗的微笑。 他把他心爱的几座埃及雕像指给我看,这是玛利亚·波拿巴特帮他救出来的。“我不是又到家了吗?”他手稿的大型对开本打开来放在写字台上,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依然用他圆润流畅、线条清晰的字迹,每天写作,他的脑子依然和他最佳年华时那样不知疲倦;他那坚强的意志克服了一切。疾病,年龄,流亡,在漫长的斗争岁月中积聚起来的他本性中的善意好心,如今第一次从他心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迸涌而出。 只有高龄使他变得更加温和,经历过的考验只是使他对人更加体贴关怀。现在有时候他会做出一些温存的手势,是我从前在这位性格内敛的学者身上从来没有见过的;他把手臂放在我的肩上,眼睛透过闪闪发亮的眼镜,更加温暖地看着我。在所有这些年里,每次和弗洛伊德谈话都是我最高的精神享受。学习他的同时,还欣赏他。我感到,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为这位了不起的毫无成见的长者所理解,任何自白都不会让他吃惊,任何看法都不会让他激动,对他而言,教育别人要看清楚、要感觉清楚的意志早已变成他本能的生活意志。但是我从未像在那黑暗的一年、他人生中最后一年那样更加怀着感激之忱,感觉到和他进行的这些长谈,真是难以取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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