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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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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张伯伦从一开头就被认为,到慕尼黑去,不是为争取和平而战,而是为了乞求和平。但在当时还没有人预料到面临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投降。大家都认为,——我自己也是如此,我并不否认——张伯伦到慕尼黑去是去谈判,并不是为了去投降。接着又过了三天火烧火燎的等待,在这三天里,全世界都好像摒住了呼吸。公园里还在挖掘,兵工厂里还在工作,高射炮安装起来,防毒面具分发给居民。从伦敦疏散儿童的计划正在考虑,秘密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一般人并不明白都是些什么,可是每个人都知道目的何在。又过了一个早上,中午,晚上,夜里,一直在等报纸,一直在听广播。1914年七月份的那些瞬间又重复出现,那可怕的使人神经崩溃的等待,期盼着听到“战”还是“不战”的消息。 然后突然之间,仿佛一阵铺天盖地的狂风吹来,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乌云吹散,心里石头落地,灵魂又自由自在。消息传来,希特勒和张伯伦、达拉第和墨索里尼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不仅如此,——张伯伦还成功地和德国签订了协定,保证为了未来,和平地消除这些国家之间的一切可能存在的矛盾。这位微不足道、枯燥无味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坚韧不拔的和平意志,似乎取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所有的人在这第一时间,心里都对他怀有感激之情。在广播里我们先听见“peace for our time”(为我们时代求得的和平)的公告,向我们这代受过考验的人宣布,我们又一次可以参加创建一个新的、一个更好的世界。每个人都在撒谎,事后又都设法否认。 我们当时被这句具有魔力的话迷惑得多么晕头转向,因为谁能相信,一个落魄的回乡士兵[14]会装备军队,准备胜利进军?倘若伦敦的广大民众知道张伯伦从慕尼黑回国的具体时间,几十万人都会涌向克洛伊顿机场去欢迎他,向他发出欢呼,就像我们当时认为的那样,他拯救了欧洲的和平和英国的荣誉。接着,报纸送来,报上的照片显示,张伯伦——他的顽固的脑袋和一只激怒了的鸟的脑袋简直相似得叫人讨厌——站在飞机的机舱门口,神情骄傲,满面笑容,挥动着那张历史性的报纸,宣告“为我们时代求得的和平”。他把这份文告作为最为珍贵的馈赠,带来交给他的人民;人们从座椅上跳将起来,欢呼雀跃大声喊叫——差点儿出于新的兄弟情谊互相拥抱起来。这种新的情谊从此将开始遍及全世界。对于当时生活在伦敦和英国的每一个人,这是无可比拟的,使人灵魂昂扬飞翔的日子。 在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我喜欢在街上到处闲逛,为了更强烈地、更感性地体验这时的气氛,在最为真实的意义上呼吸时代的空气。公园里工人们已经停止挖掘防空洞,人们围着他们闲聊,说说笑笑,因为通过“为我们时代求得的和平”,防空洞已经变得多余。我听见两个小伙子操着一口标准的伦敦土话在嘲笑,但愿当局能把这些防空洞变成地下公共厕所,这种厕所伦敦太少了。 大家都高高兴兴地跟着一起笑,所有的人都变得神清气爽,更加活力充沛,就像花草树木经过了一场暴风雨似的,他们走起路来腰板也比前一天挺得更直,肩上负担大大减轻。他们平时那么冷漠的英国眼睛里似乎闪出一道开朗的光芒;自从大家知道房屋已不再受到炸弹的威胁,房子也显得更加光鲜,公共汽车更加漂亮,太阳更加明亮。就通过这一句使人心醉神迷的话,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得到升华,更加坚强。我发现我自己也受到极大的振奋,我不知疲倦地一个劲地往前走,越走越快,越走越轻松。 这种新颖的自信的波浪也带动我更加有力、更加欢快地往前走。在彼卡迪利街的拐角处,突然有人急急忙忙地向我走来。这是一位英国的政府官员,我其实和他只是点头之交,这是一个感情冷淡、极端收敛的男子。通常我们见了面,只是彬彬有礼地打个招呼就完了,他从来也不会想到要和我开口攀谈。可是此刻他眼睛闪闪发光地向我走来:“您怎么看张伯伦,”他说道,高兴得满脸通红,“谁也没有想到他能这样,可是他干得再妙不过了。他没有让步,从而拯救了和平。” 大家都这样感觉,我在那一天也这样感觉。第二天还依然是个幸福的日子,所有的报纸齐声欢呼,交易所里指数飙升,多年来第一次又听到人们对德国说些友好的话,在法国有人建议给张伯伦建立一座纪念碑。但是,唉,这只是火焰完全熄灭之前最后一次闪亮升起。下面几天,糟糕的细节便渐渐显露出来,张伯伦如何向希特勒彻底投降,捷克斯洛伐克又是如何被可耻地出卖,而他们向捷克斯洛伐克庄严保证过,要给予帮助和支持。到下一个礼拜,一切全都得到公开,即便是这样的投降,希特勒还嫌不够,协议上的签字墨迹未干,希特勒便在一切细节上破坏了这一协议。戈培尔于是毫无顾忌地公然向全世界宣布,他们在慕尼黑把英国逼到墙根。巨大的希望的明灯就此熄灭。但是这盏灯燃烧了一天两天,温暖了我们的心。我不能也不愿忘记这些日子。 自从我们认识到慕尼黑事件的真相,反常的是,我在英国只看见少数英国人。这过错主要在我,因为我避开他们,或者不如说,我避免和他们说话,尽管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佩服他们。他们现在对于成群结队地来到英国的那些难民非常慷慨,表现出高贵已极的同情心和热心助人的关怀。但是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出现了一堵墙,出现了那边和这边:我们已经遭到了不幸,而他们还没有遭到。 我们懂得,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发生什么事情,而他们还拒绝——部分是违背他们自己更好的内在的认知——理解这一切。尽管他们如此试图呆在自己的妄想之中,认为说话算话,协议就是协议,可以和希特勒谈判,只要理性地、人性地和他交谈。英国的领导层,通过民主传统,几百年来献身给法律,他们不能也不愿承认在他们旁边,一种新式的、有意识的、玩世不恭的、无视道德的生活方式正建立起来,新的德国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法律范畴中曾经有效的一切游戏规则统统颠覆,只要他们觉得这些规则碍事。思维清晰,想得很远的英国人,早已弃绝了一切冒险行径,觉得此人这么迅速地取得了这么多成功,似乎不大会孤注一掷,冒最大的风险。他们一直相信和希望,此人首先会对付别的国家,——最好对付俄国!在这期间说不定可以和他达成某种和解。我们则相反,知道应该期盼的、不言而喻的将是最最骇人听闻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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