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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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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八十四岁,腿脚很不利索,每天去进行小散步时,习惯于勉强走上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就在环形大道上或者公园里的椅子上坐下休息片刻。希特勒占领这座城市还不到八天,就颁布了一道兽性十足的命令,犹太人不得在公共的板凳上坐下——这道禁令和其它那些禁令一样,显然只是出于虐待狂的目的,挖空心思地想出来,阴险毒辣地折磨人的。因为掠夺犹太人的财产,这怎么说还符合逻辑,有点意思,可以理解。因为强占了犹太人的工厂,住宅中和别墅里的设备和空出来的职位,还可以喂养自己人,酬劳旧日的追随者;戈林之所以拥有如此豪华壮观、内容丰富的画廊,主要要归功于这种大肆进行的抢占掠夺行径。但是不允许一个年老的女人或者一个精疲力尽的老人坐在凳子上歇息几分钟,喘喘气,这可是二十世纪所特有,是一个被千百万人当作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来顶礼膜拜的人的专利。 所幸我的母亲用不着忍受这类粗暴和屈辱很长时间。她在维也纳被侵占后几个月就去世了,我不由自主地记住了一个与她去世有关的插曲;我觉得记下这样一些细枝末节,对于未来的时代十分重要。未来时代可能会认为这些小事不可能发生。这位八十四岁的老太太一清早突然失去知觉。请来的大夫诊断,老太太熬不过今夜。请了一个女护理员,大约四十岁,守在病人的床边。老太太自己的两个儿子,我哥哥和我都不在身边,当然没法赶来,就是赶到一个垂死母亲的床前,在那些德国文化的维护者看来,也会算是一桩罪行。于是我们的一位堂兄便打算这天晚上在我母亲的寓所里过夜,以便在老太太辞世时至少有一个亲人在场。 我们的这位堂兄当时已是一个六十岁的老人,自己身体也并不怎么健康。果然他在一年后也去世了。他刚准备在旁边的房间里铺了床,打算守夜,这名女护理员,——为了她的名誉起见,应该说明,她颇为羞涩地解释,根据新颁布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律,可惜她不可能在一个即将死去的女人家里过夜。她说我的堂兄是个犹太人,而她是一个不到五十岁的女人,不许同时和这个犹太男人一起在同一个屋檐下为一个弥留之中的女人守夜,——根据斯特莱歇尔宣称的心态,一个犹太男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向这个女人施行玷污种族的坏事。女护理员说,当然,她自己也感到这项法令极为令人难堪,但是她被迫非遵守不可。于是我那六十岁的堂兄只好被迫连夜离开那所房子,以便那女护理员可以守在我弥留之际的母亲身边。也许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说我母亲真是有福,不用再继续活在这样一些人当中。 奥地利的沦陷在我个人的生活中也发生了一个变化。起先我把这个变化完全视为小事一桩,纯粹是形式而已;我失去了我的奥地利护照,必须向英国当局申请一张白色的代用证件,一张无国籍人员护照。在我世界公民的幻梦中我常常悄悄地描绘,能够当上一个无国籍人士,完全根据我内心的感受,不向任何国家承担义务,因而毫无差别地属于一切国家,这将是多么妙不可言的事。但是我必须又一次认识到,我们人世间的想象力是多么缺陷累累。恰好是最为重要的感情,只有亲自忍受之后,才会懂得。 十年前我在巴黎遇见德米特里·梅日科夫斯基[12]时,他向我抱怨他的著作在俄国被禁。我没有切身经验,还相当不动脑子地试图安慰他说,他的著作在世上广为传播,比起他的国际影响,在国内被禁算不了什么。可是等到我自己的作品在德语圈子里消失之后,我才多么清楚地理解他的抱怨。他创造出来的词语只能在译文中,在遭到稀释、经过改变的媒体中出版! 我也只有在前厅里坐在申请者的板凳上等候多时,才得以放进英国的官厅办公室去时才刚刚懂得,用我的护照去换取一张外国人代用护照意味着什么。因为我有奥地利护照,就享有我的权利。每一个奥地利公使馆的官员或者警官都有责任向我这个享有全部权利的公民发放护照。而我得到的英国颁发的外国人代用护照则相反,我必须去请求。这是我求得的别人的好意,而这种好意是随时可能被人收回的,——一夜之间我又降了一等。昨天我还是外国客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位绅士,在这里花费我的国际收入,支付我的捐税,今天我就成了流亡者,成了一个“难民”。我给压到低一等的范畴之中,虽说并非不光彩的范畴。 另外从现在起,每一份外国的签证都必须特别请求印到这张白纸上面,因为一切国家对这一“类”人都非常怀疑,而我现在就属于这一类人。这种不受法律保护、没有祖国的人,只要人家嫌他讨厌,嫌他呆的时间太长,必要时就可以被驱逐出境,像其他人一样遣送回国。我不得不一再想起一个俄罗斯流亡者几年前跟我说过的话:“从前一个人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个灵魂,今天他还需要一张护照,否则他不会受到人一样的对待。”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极大地倒退了一步,再也没有比限制人的个人行动自由和削减人的自由权利更让人对人类的这一倒退感受更深的了。1914年以前,世界属于所有的人,每个人想上哪儿去,就去,想在哪儿呆多久,就呆多久,没有许可证,没有批准书。我跟年轻人说,1914年以前,我旅行到印度和美国,身上没有护照,或者不如说,根本就没见过护照。看到年轻人听我这么说惊讶不已的样子,我总是一再乐不可支。 我们当时上船就径自上船,下船就径自下船。不提什么问题,也不向我们提什么问题。今天人家要我们填写的上百张文件,我们当时身上一张也没有。没有批准书,没有签证,没有任何事情麻烦我们;同样的边境线,今天由于大家对大家、人对人都怀有病态的怀疑,海关人员、警察、宪兵岗哨密布,国境线变成了一堆铁丝网圈起来的障碍。在当时意味着象征性的一些线条,你可以无忧无虑地迈过去,就像跨过格林威治的子午线。一直等到战后,世界才开始被国家社会主义搞得精神错乱。 我们这个世纪的这种精神病症的第一个明显的现象便是Xenophobie(排外):仇恨外国人或者至少是害怕外国人。人们到处都自我防护,抵抗外国人,到处都把外国人排除在外。从前发明出来只是对付犯罪分子的令人屈辱的事情,现在每次旅行之前、旅行期间全都用在旅行者身上。他得让人照相,左边、右边,侧面、正面都得照,头发要剪短,得让人看到他的耳朵,他得摁上指印,起先只摁大拇指,后来十个指头都得摁印。另外,还得出示各种证件,健康证书、疫苗注射证书、警察局开出的有无犯罪记录的证明信,各种推荐信,还得出具邀请信,亲友的地址,还得加上道德上、财政上的保证书,填写各种表格并且加上签名,一式三份四份。在这堆文件之中,只要缺少一份,那就全都完了。 所有这一切看上去都是琐碎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把这些事情提出来,乍一看,似乎是我这人小里小气,过于计较,但是我们这代人,就为了处理这些无谓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无可挽回地把大好光阴白白浪费。我粗粗统计一下,我在这些年里填写了多少表格,每次旅行时写了多少声明,纳税申明,出具多少外汇证明,过境证明,居留许可证,出境许可证,报户口和销户口。我有多少小时站在领事馆和官府的接待室里,坐在多少官员面前,有的客气,有的不客气,有的百无聊赖,有的肝火很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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