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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三


  他们去逛商店,给他们家美丽的房子购买圣诞节所需的物品(并未预感到,几个月以后人家就会把他家里的东西洗劫一空)。古老维也纳的这种永远无忧无虑的态度,我从前非常喜欢,其实我一生都梦想着这种态度,就像维也纳的民族诗人安岑格鲁伯[8]总结成简洁洗练的公理所说的:“你不会有事。”这话第一次使我心疼。也许,他们,我在维也纳所有的朋友们说到底都比我明智,因为他们只有当事情发生了才痛苦。而我事先就在想象中受罪,等到事情发生了我又再一次痛苦。反正——我没法理解他们,也没法和他们沟通。两天之后我也就不再警告谁了,干吗去扰得他们心神不宁?他们根本就不愿人家打扰他们。

  但是请你们别说我放马后炮,如果我说,我在维也纳度过的最后两天,和我出生的这座城市的每一条我熟悉的街道,每一座教堂,每一个花园,每一个古老的角落都一一道别,向它们默默地投以一瞥绝望的“就此永诀”的目光,我说的是再真实不过的真话。我怀着这种隐蔽的“这是最后一次拥抱”的想法和我母亲拥抱作别。这城里的一切、这国家的一切我看到了都感到“永别了”,清楚地意识到,这是诀别,这是永诀。我乘火车从萨尔茨堡经过,在火车站都没下车。

  我的房子就在这座城市里,我在这房子里写作了二十年。我完全可以从车窗望见小山上我的房子,有多少年的回忆和它萦绕在一起。但是我看也没有看它一眼,何必看呢?——我反正永远也不会再在那房里居住。当列车越过边境的那一时刻,我就像《圣经》里的人类祖先罗得[9],知道在我身后一切都将化为灰尘,化为盐质凝成的往事。

  希特勒对维也纳恨之入骨,这座城市在他年轻落魄时把他赶走。我预感到,倘若希特勒仇恨之梦得以实现,他作为凯旋的君王占领这座城市,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当奥地利,包括欧洲在1938年3月13日[10]作为战利品落到赤裸裸的暴力手中时,我的想象力,任何一种人道的想象力和这时发生的反人道的暴行相比是多么猥琐,多么渺小,多么寒碜!现在面具已经脱落。其它国家公开表示畏惧,残暴毋须再有任何道义上的障碍,——现在英国还算什么?法国和全世界还算什么?——残暴也就毋须再使用“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必须消灭殆尽作为伪善的借口。现在不仅是又偷又抢,而是听任一切个人的复仇欲大行其道。大学教授们得单靠两只空手去擦洗大街,虔诚的白胡子犹太人给拖进教堂,被狂呼乱叫的年轻小伙子们逼着做下蹲动作,并且齐声高喊“希特勒万岁”。

  他们在大街上像捕捉兔子一样地把无辜的人们抓起来,带到冲锋队的军营里去打扫厕所。病态肮脏的仇恨幻想在许多夜里恣意妄为地胡思乱想出来的种种暴行,在青天白日爆发出来。他们冲进人家的住宅,从浑身颤抖的女人身上扯下她们的耳环,——这种事情在几百年前中世纪战争中掠夺城市时也同样可能发生;如今新鲜的是,对于公开折磨人表示无耻的欢乐,心灵上的酷刑,精心设计的屈辱,所有这一切并不是由个别人记录下来,而是由成千上万名遭受过这样暴行的人所记录。

  若在一个更加平静的时代,不像我们这样一个道德上已经疲惫不堪的时代,有人读到二十世纪,在这座文化之城,一个仇恨得发疯的人所犯下的罪行,定会浑身战栗不已。因为这是希特勒在他军事和政治的胜利当中,最具妖魔色彩的凯旋——就这一个人成功地通过持续不断的过火行动削弱了任何法律观念。在执行这种“新秩序”之“前”,不经审判、没有外在原因地谋杀一个人,还可以使全世界为之震撼。

  在二十世纪施行刑罚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剥夺人家财产还明确地被称作偷盗行为,可是“现在”,经过一再连续发生的巴托罗缪之夜[11],在冲锋队的囚室里,在铁丝网后面每天发生的酷刑致死的事件,还有什么叫做不正义的行为,什么叫做人间的苦难呢?1938年,在奥地利沦陷之后,我们的世界已经这样习惯于不人道的行为,习惯于无法无天的残暴行径,为以往几百年所未有。以往,单单在维也纳这所不幸的城市里发生的事情,就足以引起全世界的谴责。而在1938年,世界的良心表示沉默,或者在它遗忘和原谅之前,只是稍稍抱怨两声而已。

  这些日子,每天都从家乡发出尖声求救的呼声。因为最亲近的朋友给带走了,受到酷刑,遭到凌辱。大家都无助地为每一个至爱亲朋哆嗦,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我并不羞于告诉大家,——时代已经把我们的心扭曲到这种地步——我们把年迈的母亲独自留在维也纳,当她过世的消息传来,我并不吃惊,并不抱怨。相反,我甚至觉得放心了,因为我知道,她再也不会受到任何折磨,也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我年迈的母亲八十四岁,几乎完全失聪。她在我们家的老房子里住着一套寓所,即使按照新的《雅利安人法律》,暂时还不至于被扫地出门。我们原来希望用什么方式把她带到国外,可是维也纳颁布的最初几道命令之一就沉重地打击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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