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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〇


  便是作家,我看见的也不多。恰好是我日后开始有些联系的作家,约翰·德林克瓦特[1]和胡格·瓦尔波尔[2],早早地被死神夺走。年轻一些的作家,我又不经常见面,因为我怀有那种不幸地压抑着我的身为“外国人”的不安全感,避免进入俱乐部、午餐会、公开的集会。但是不论怎么说,有一次我还是得到了特别的、的确难忘的享受,亲眼看见两位头脑最为聪敏的人物,萧伯纳和H.G.威尔斯,在一种暗地里火药味甚浓,而外表上却彬彬有礼、光彩照人的气氛中进行论战。

  这是在萧伯纳家里的一次午餐会,只有最亲近的一圈人参加。我是处在一种既吸引人、又使人难堪的境地。事先并不知道是什么激起了这暗中存在的紧张关系,可以像电流似的在这两位族长之间感到,单看他们两人互致问候的方式,亲切之中交织着一股轻微的冷嘲热讽——两人之间想必存在着一种原则性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可能在不久前得到消弭,或者要通过这次午餐来予以消除。这两位大人物,每人都是英国的荣耀。在半个世纪前,曾经在“费边社”[3]里,肩并肩地为当时同样还年轻的社会主义进行过战斗。从此以后他们按照各自独特的个性进行发展,越离越远。威尔斯坚守他那积极的理想主义,不遗余力地建造他的人类未来的幻想。萧伯纳则相反,无论对于未来还是现在都以怀疑而又冷嘲的目光观察之,从而检验他那优越而逗乐的智力游戏。便是在身体的外表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也越来越形成对比。

  萧伯纳,八十岁的老人,难以想象的精神矍铄。吃饭时,只吃核桃和水果,身材高挑、干瘦,不断处于精神紧张状态。在他稍稍有些过于健谈的嘴唇旁边,总挂着一丝尖刻的笑意,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钟情于他那奇谈怪论迸发出来的耀眼烟火。而威尔斯,充满生活乐趣的七十岁老人,比以往更加耽于享乐,喜欢舒适,五短身材,面颊红润,偶尔欢快过后,却是无比严肃。萧伯纳咄咄逼人,使人晕眩,快速而灵巧地变换出击点。另一位则采取策略上的防守,严密顽强,坚定沉着,就像信徒和坚信者那样。

  我马上得到这样的印象,威尔斯并非仅仅前来参加一次友好的午餐,还准备进行一次原则性的论争。正因为我不知道两人思想上的矛盾背景如何,我对于这气氛的感受就更加强烈。在他们两人的每一个手势、每一道目光、每一句话里,往往都闪烁着一种纵情恣肆的,可是又相当严肃的好斗之情;就仿佛有两个击剑手在火拼之前,先举剑尝试着交手几下,试试各自的机敏灵巧。

  萧伯纳拥有智力更快捷的运转,他若给予回击或者避开锋芒,他那浓密的眉毛底下总是射出光芒。他喜欢风趣,爱用妙语双关。六十年来他已臻无与伦比的、炉火纯青的地步,渐渐地达到一种忘乎所以的境地。有时候因为心里暗自发笑,他那一部浓密的白胡子颤抖不已。他老是歪着个脑袋,似乎一直在目送他射出的箭,看它是否命中鹄的。威尔斯的两个小腮帮子红扑扑的,平静的眼睛隐而不露,他却更加尖锐,更加直率;他的理解力运转起来也极为迅速,他不打出那些光彩夺目的闪避剑法,宁可肌肉放松,完全以一种松快的不言而喻的架势刺将过去,剑锋如此锋利、如此迅速地闪电般地刺来刺去,挡开、刺出,刺出、挡开,看上去似乎是停留在戏谑之中。

  局外人看这场花剑比赛,剑光闪闪,左右飞舞,目不暇接,赞不绝口,但是这场快速的、始终在最高层面上进行的对话,背后有一股精神上的怒气,以一种英国式高贵的最为文质彬彬的形式约束起来。戏谑之中含有严肃,严肃之中又有戏谑——这使得这场讨论变得分外紧张,两个各执一个极端的性格猛烈地相撞,表面上是在具体事实上激发争议,实际上根植于一些不可更改的我并不知情的原因和背景。反正我目睹了英国最优秀的两位大师身处于他们最为才华横溢的那些瞬间之一,这场论战的续篇,几周之后刊印在《民族》杂志上,能够给我的乐趣不及这个充满激情的对话给我的乐趣的百分之一。因为在这些变得抽象的论据后面,再也看不见活生生的人,再也看不见论战的真正本质。可我很少享受过精神和精神摩擦出的火花,从来没有在任何剧院的喜剧中看见过对话的艺术——从前没有见过,后来也没见过——像在这一契机时这样精湛地演出过。因为这时这种艺术毫无目的,毫不夸张,以最为高贵的形式完成。

  但是那几年我只是在空间上身在英国,并没有全部灵魂都在英国。恰好是由于担心欧洲,这种痛苦的、压迫着我神经的担忧,促使我在希特勒掌权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这几年,旅行很多,甚至两次横渡大西洋。也许是预感催促我,趁世界还敞开在我们面前,船只还可以太太平平地在汪洋大海上航行,赶快多积攒些印象和经验,心里能攒多少就攒多少,为了更加阴暗的时间,也可能是渴望知道,正当我们这个世界毁于猜疑和不和时,是否有另一个世界建造起来,甚至说不定有一种更加朦胧的预感,我们的未来,甚至我自己的未来是在欧洲的彼岸。一次横跨美利坚合众国的演说旅行,给我求之不得的机会,从东到西,从北到南,观看这个强大国家的多姿多彩,可又内部团结一致。但是南美洲给我的印象也许更强烈,我欣然接受邀请,前往南美去参加国际笔会代表大会。我觉得再也没有比在那一时刻不顾国家和语言的差异,强调精神团结的思想更重要的了。

  这次旅行前在欧洲度过的最后几个小时,还给我一个令人担忧的警告,送我上路。在那1936年的夏天,爆发了西班牙内战。表面看来,这只是这个美丽的悲剧性的国家内部的纷争,可是实际上已是两大意识形态的权力集团为它们未来的冲突所作的预备性的演习。我是在南安普敦乘坐一艘英国轮船出航的。原来以为,我们的轮船为了避开交战地区,会绕开平时通常停泊的第一站维哥。使我深感意外的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开进了这个港口,我们这些乘客甚至还准予上岸几个小时去走走。维哥当时落在佛朗哥分子手里,还远离真正的战场。可是在这短短的几小时里,已经看到了有些东西足以使我产生一些使人压抑的念头。市政厅飘扬着佛朗哥的旗子,市政厅前排列着穿着农家衣裳的年轻小伙子,大多由神父领着,显然是从临近的村子里招募来的。

  我一时不明白,他们找这些小伙子想干什么,是些年轻的工人,招募来干一件什么急活?还是说是些失业人员到这儿来免费进餐?可是一刻钟之后,我看见同样这一批年轻的小伙子摇身一变,从市政厅走了出来,他们穿着簇新军装,拿着步枪和刺刀,在军官的监督下,登上同样簇新闪闪发光的汽车,穿过大街,疾驰出城。我大吃一惊,我是不是在什么地方曾经见过这样的场面?起先是在意大利,接着是在德国!这些缝制得无瑕可击的新军装,崭新的汽车和机关枪突然在这里和那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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