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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九


  ▼16.和平的垂死挣扎

  罗马的太阳已经陨落。我们的日子一去不返。

  乌云、露水和危险接踵而至;我们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

  ——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

  就像索伦特当年并非高尔基的流亡地,英国开头几年也不是我的流亡地。奥地利继续存在,即使在那次所谓的“革命”和国家社会党人嗣后发动突然袭击,并且刺杀道尔弗斯,试图把这国家夺为己有之后,奥地利还依然存在。我的故乡为此还得垂死挣扎四年。我时刻都能回家,我并未遭到放逐,也未受到唾弃。我的书籍依然完好无损地放在我萨尔茨堡的房子里。我还拿着我的奥地利护照,故乡依然是我的故乡,我还是那里的公民——拥有充分权利的公民。那种可怕的没有祖国的状况还没有开始,凡是没有切身经历过这种状况的人,都对此无法解释。那是一种使人的神经备受煎熬的感觉,就仿佛清醒地睁着双眼在虚空之中跌跌撞撞地蹒跚,明明知道无论把脚迈向哪里,都随时随地会被人推了回来。但是我还只仅仅处于开始状况。

  当我1934年2月底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下车的时候,这次回来已是另外一种样子。反正你决定在这座城市里呆下去,和你只是作为客人踏入这座城市,同一个城市,看上去却不一样。我不知道我将在伦敦住多久。只有一点对我而言是至关紧要的:我又能重新开始进行我的写作,又能捍卫我内心的和我外在的自由:因为所有的财产都意味着固定的联系,所以我没有买房子,只租了一套小公寓,把我不愿舍弃的少量书籍安置在两个壁橱里,再放上一张书桌。这样我实际上就拥有了一个脑力劳动者身边所需要的一切,当然就没有空间来进行社交活动。但是我宁可住在最狭小的房子里,以便时不时地可以进行自由旅行:我的生活无意之中已成为临时安排,不再是长期定居。

  第一天晚上——天色已经昏暗,墙壁的轮廓在夜色朦胧中变得模糊一片——我走进终于安排停当的小住宅,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在这一瞬间,我似乎又走进了大约三十年前我在维也纳布置的另一个小住宅。房间同样很小,只有墙上同样的书籍向我致以亲切的问候。还有就是布莱克的“约翰王”,他那双产生幻觉的眼睛,不论我走到哪里都一直陪伴着我。我的确需要花点时间定一定神,因为年复一年过去多年,我一直没有回忆起我这第一个住宅。我的生活,——这么长时间一直向外扩展——如今又缩回到已经经历的往事,而我自己也变成了我自己的影子,难道这是一种象征?

  三十年前当我在维也纳选择那间小屋时,那仅仅是个开始。我还什么都没有创作出来,或者什么重要的作品都还没有创作出来;我的著作,我的名字还都没有活在我的国内。而现在——奇怪的相似啊——我的著作又在它们的语言圈子里消失,我所写的一切对于德国而言,又变成陌生的东西。朋友们离我很远,旧日的圈子已被破坏,我的房子连同里面的收藏、画幅和书籍都已丢失;完全像当年一样,我又为陌生的一切所包围。我在这期间所尝试、所完成、所学习、所享受的一切,似乎全都随风飘逝。我已年逾五十,又站在一个起点之上,又是一个坐在书桌前的大学生,早上跑着小跑赶到图书馆去,——只不过不像从前那样深信不疑,那样热情洋溢,在头发里已有一绺银丝,在疲惫不堪的灵魂之上覆盖了淡淡的一层沮丧的阴影。

  我很犹豫,是不是该对1934至1940那几年英国的情况多谈一些。因为我已经很接近我们的时代,我们大家几乎都同样经历了这个时代,怀着同样由无线电广播和报纸所挑起的不安情绪,怀着同样的希望和同样的忧虑。我们大家今天都不怎么骄傲地想起它们政治上的盲目,惊恐地想起它们把我们引到了何方;谁要想解释,就必须控诉,而我们当中谁有权利控诉!再说了:我在英国的生活过得收敛已极。尽管我愚蠢地认为,这样一种多余的心理障碍难以控制。

  我在这半流亡和流亡的这些年里,去除了一切坦率交流的社交活动,因为我妄自认为,在异国他乡,别人讨论时事时,我不宜参加发表意见。我在奥地利也无法纠正领导层犯的愚蠢行为,我在这里只是这个善良海岛的客人,我又怎么能凭着我们清晰的、较为灵通的消息,指出希特勒这个危险正威胁着全世界,别人就会把这当作个人感兴趣的意见,予以接受?当然,有时候看到显而易见的错误,要紧闭嘴唇,实属不易。眼睁睁地看到英国人的最高美德、忠诚,他们诚实的意志,在没有反证的情况下,被一种设计得天衣无缝的宣传所误导,对任何人都表示信任。

  他们总是一再被骗术所迷惑,以为希特勒只想把边缘地区的德国人吸收到自己身边,这样他就心满意足,为了表示谢忱,他将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个诱饵很起作用。希特勒只消在一篇讲演中说出“和平”二字,各报就热情洋溢,欢呼雀跃,全然忘记他所干过的一切,不再追问德国何以如此疯狂地扩军备战。旅游者在柏林被人预先安排好导游了一番,又被人恭维和奉承了一通,从柏林回来就称赞那里秩序井然,对他们新的领袖赞不绝口。渐渐地,人们在英国对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要求”觉得合理,也就悄悄地表示赞同——谁也不理解,奥地利乃是城墙上的石头,一旦把这块石头炸掉,欧罗巴也就轰然坍塌。

  我睁着火辣辣的眼睛,感觉到英国人及其领导人天真烂漫,怀着高贵的轻信态度被迷住心窍。而我在家乡是亲眼就近看见那些冲锋队员的脸,亲耳听见他们高唱:“今天德意志属于我们,明天属于我们的是全世界。”政治的紧张形势日益加剧,我就越发从这类谈话和任何公开行动中抽身退出。英国是旧世界里唯一的一个国家,我没在那里的报上发表过一篇与时事有关的文章,没有在电台里讲过话,没有参加过一次公开的讨论。我在那里隐姓埋名地生活在我的小住宅里,就像三十年前作为一名大学生住在维也纳的小住宅里一样。所以我没有权利作为一个有资格的证人来描述英国,就像我后来不得不承认的,我更没有在战前真正看到英国最深厚的力量。这种力量完全蕴藏在内心深处,只有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才充分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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