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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〇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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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我已经看见了第一批难民。他们夤夜爬过萨尔茨堡山或者涉水游过边境线上的界河。这些人饿得不行,衣衫褴褛,神情慌乱。随着这一批人,惊恐万状地挣脱非人暴行的逃亡就此开始,接着逃往世界各地。可是在我亲眼看见这些逐客之时,我还是没有预感到,他们脸色苍白的面孔已经预示了我自己的命运,我们大家都将成为这一个人的权力狂欲的牺牲品。 我们把三四十年形成的内心对世界的信念,在短短几个礼拜里彻底改掉。我们对法理的观念根深蒂固,我们深信有一种德国的、欧洲的、世界的良心存在。我们坚信,非人性的行径有个限度,它面对人类在一定程度上会一劳永逸地自行消亡。既然我在这里试图尽可能地保持老老实实的态度,那我必须承认,我们大家在1933年,甚至在1934年,每一次对于在德国和奥地利几周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情,哪怕只是其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都认为不可能发生。当然:我们这些自由、独立的作家从一开头就清楚地知道会碰到一些麻烦,一些不愉快,一些敌意。“国会纵火案”发生之后,我就立即对我的出版家说,不久我的书在德国就不能销售了。我忘不了我的出版家听了这话露出的惊愕神情。 他当时,这是1933年,还不胜惊讶地说道:“谁会禁止您的著作出版,您可从来没有写过一句反对德国的话或者卷到政治中去。”你瞧:像焚烧书籍,钉书在耻辱柱上这样一些骇人听闻的暴行,几个月之后就会成为事实,而在希特勒上台后一个礼拜,即使对于卓有远见的人士而言,还依然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因为纳粹分子在推行肆无忌惮的骗术时,在世界还没经受考验之前,避免把他们目的所蕴藏的极端暴戾全都暴露出来。 所以他们非常谨慎地施行他们的方法:总是只给人服用一剂苦药,然后休息一下。总是只给一粒丸药,然后等上一会儿,看它是否药性过猛,看世界良心能否容忍这个剂量。既然欧洲的良心——这是我们文明之害,也是我们文明之耻——忙不迭地强调绝不参与德国事务,因为这些暴行还在“国界之外”发生,纳粹下的药量便越来越重,直到最后,整个欧洲都毁在这些暴行之上。希特勒的作为再也没有比这种缓缓试探反应,逐步增加压力来对待一个在道德上、不久在军事上也越来越衰弱的欧洲更富天才的了。 便是内心早已打定主意,要在德国消灭任何自由言论、任何独立著作的行动,也是在采用那种试探反应的方法之后进行的。他们并不是一上来就马上颁布一项法令——法令要到两年之后方才出台——一下子就禁止销售我们的著作;而是首先只轻轻地迈出一小步试探一下,看这一招能走多远,他们让一群无法公开负责的人、一些国社党的大学生们首先发难,攻击我们的书籍。他们制造出“人民的义愤”,来把早已决定的对犹太人的封锁贯彻下去。他们也采用同样的手法,给大学生们一个暗号,把他们对我们著作的“愤怒”公开表现出来。 德国大学生有机会表现他们的反动思想,欣然响应。他们驯从地在每个大学集合起来,把我们的书籍一堆堆地从书店里取出来,带着这些战利品,高举迎风飘扬的旗子,列队前往一个公开的广场。他们或者按照古老的德国习俗——中世纪顿时成了一张王牌——把这些书钉在耻辱柱上,钉在公开的行刑柱上——我自己就有一本我的书被人用钉子钉穿了,这是我的一个大学生朋友在这样一次行刑处决之后救出来送给我当作礼物的。要不然就把这些书放在大型的柴火堆上烧成灰烬——既然不许把人活活烧死,这很遗憾,他们便一面朗诵爱国主义的警句格言,一面烧书,——虽说宣传部长戈培尔[17]犹豫了很久,到最后时刻才决定对焚书一事表示赞许,但是这依然只是一个半公开的措施。 德国当时还很不情愿和这种行为联系在一起,这十分明显地表现出,公众对于大学生这种焚书侮人事件丝毫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只要还没有以囚禁和集中营相威胁,我的著作在1933年和1934年几乎和此前销售的情况一样,尽管困难重重,受到百般刁难,首先必须把那道极为了不起的《保护德意志人民》的法令变成法律,把印刷销售和传播我们的作品宣布为政治罪行,为了用暴力的手段把我们和几十万、几百万德国人割裂开来,这些德国人即使现在还更喜欢阅读我们的作品,甚于阅读那些突然被他们胡吹乱捧出来的“热血和土地”诗人[18]的作品,愿意一路忠实地陪伴着我们的创作。 这种彻底消灭文学生命的命运落在像托马斯·曼、亨利希·曼[19]、维尔弗、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20]以及其他一些人身上,他们的作品远比我自己的作品重要得多,能够分担如此出类拔萃的同时代人的命运,我与其说感到羞耻,不如说感到荣幸。我极端讨厌任何形式的殉道者的姿态,很不乐意提及我被这样卷入一般人的命运之中。但是恰好命中注定,要把纳粹分子,甚至把阿尔道夫·希特勒自己置于一个特别难堪的境地。在所有这些受谴责的作家当中,恰好是我的文学形象在贝尔希特斯戛登别墅的上层和最上层的圈子里一再成为他们无比激动、争辩不休的对象,所以在我一生中使我愉悦的事情当中,还可以加上我一点微小的满足,我曾给阿尔道夫·希特勒这个短时间内可说是现代最有权力的人物添了麻烦。 早在新政权建立之初,我就纯属无辜地挑起了一场骚乱。那时全德国恰好正在放映一部影片,是根据我的中篇小说《火烧火燎的秘密》改编而成,并且同样采用了小说的题目。谁也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可是国会着火的第二天就出事了,纳粹分子千方百计地设法把纵火的罪名硬加在共产党员身上,可是徒劳,于是在电影院的海报和《火烧火燎的秘密》的横幅广告前面挤满了人。他们彼此使使眼色,碰碰身体,同时哈哈大笑。不久盖世太保们明白了,为什么大家看到这个标题就哈哈大笑。 当晚警察就乘坐摩托车到处乱窜,电影立即禁演。第二天,我的中篇小说《火烧火燎的秘密》的标题在各报的预告栏中和一切广告柱上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要禁止他们看不顺眼的一个字,甚至要烧掉或者毁掉我们所有的著作,也还是相当容易办到的事情。不过在特定情况下则相反,他们不可能在伤害我的同时,却不伤及另一个人。恰好在这紧要关头,为了在全世界面前维护自己的威信,他们迫切需要此人,这就是德意志民族尚还健在的最为伟大、最负盛名的音乐家理查·施特劳斯,而我刚好和他一起共同完成了一部歌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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