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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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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苏维埃俄国的两个礼拜,始终是在一种持续不断的高压电流中度过。观看、谛听、赞不绝口,厌恶反感,兴高采烈,恼火异常,始终是处于忽冷忽热的交流电之中。莫斯科本身便是一个矛盾体——那里是宏伟的红场,旁边是宫墙和大蒜形的教堂塔楼,有点奇妙的鞑靼式的、东方的、拜占庭式的建筑,周围是古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群,旁边则像是站立着由美国巨人组成的一群陌生人,一些现代化的、超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全都不相匹配,却并行不悖;在教堂里那烟熏火燎的古老圣像和供奉圣人的珠光宝气的祭坛还散发着幽光,而一百步以外,列宁的遗体还躺在玻璃灵柩里,(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向我们致意)身上穿着黑色的西装。几辆崭新铮亮的小汽车驰过,旁边是几个胡子拉碴、衣衫邋遢的马车夫,嘴里吧嗒吧嗒地吐些亲热的话,一面挥动鞭子驱动他们瘦骨嶙峋的马儿往前奔跑。 我们在大歌剧院发表讲演,歌剧院气势恢宏,金碧辉煌,一派皇家气象,和无产阶级的观众形成对比。郊区的房屋又老又朽,活像衣衫褴褛无人照看的老人,不得不互相紧挨着,免得倒塌。一切都衰老、疲惫、朽坏的时间太长,现在想一举变得现代化,极度现代化,超技术化。由于行动匆忙,莫斯科显得拥挤不堪,人满为患,成为大杂烩。到处挤来挤去全都是人,商店、剧院前面,到处都得等待,一切都组织得过了头,因而就运转不灵,想要建立“秩序”的新式官僚主义还在充分享受批写条子、签发指令、表示批准的乐趣,把一切工作全都耽误、延宕。那个原定六点开始的庆祝晚会,到九点半才正式开始;等我累得贼死,到深夜三点离开歌剧院时,演说的人还在没完没了地讲个不停。 每个招待会,每次约会,我们作为欧洲人,总是早到一个小时。时间就这样白白地从我们的指缝中流逝,可是每秒钟还都排得满满的,不是观看、观察就是讨论;不论干什么都像生了热病似的,我发现大家不知不觉地都染上了那种神秘莫测的俄罗斯的灵魂炎症,怀着那种无法控制的欲望,热气腾腾地从自己心里掏出各种感情和思想。我也不大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已经兴奋若狂。可能是受到气氛的感染,那种极不安定的崭新气氛的感染;也可能我心里也已长出一个俄罗斯的灵魂。 许多东西都非常了不起,尤其是列宁格勒。这座由胆识过人的君王们天才构想出来的城市,有着宏伟壮阔的全景,气势逼人的宫殿,可是同时这还依然是《白夜》[13]和拉斯科尔尼柯夫[14]的那个令人压抑的彼得堡;隐士庐[15]恢宏壮丽,里面的景象使人难忘,一群群工人、士兵、农民手里拿着帽子,就像当年满怀敬畏之心站在古老圣像前面一样,如今穿着他们笨重的皮鞋,穿过从前沙皇的大厅观赏名画,心里暗自怀着骄傲的情绪:这一切现在都属于我们,我们要学习懂得这样一些东西。 老师们领着腮帮子鼓鼓的学童们穿过各个大厅。艺术委员们向那些有点拘谨的正全神贯注地谛听的农民们解释伦勃朗和提香的名画;指给他们看画上的细部时,他们就怯生生地从沉重的眼皮底下抬起眼睛。在这里也像在其他所有地方一样,他们一心一意地真诚努力,想一夜之间能把“民众”从文盲水平一举拔高,使之能理解贝多芬和维米尔[16],这显得有点可笑。但是一方面企图一蹴而就,努力让人明白文艺的最高价值,另一方面也想理解,教育者和学习者双方都同样急不可待。在学校里让学生画最狂野最古怪的东西。在十二岁女孩子的凳子上放着黑格尔[17]的作品,索累尔[18](这位作家我自己当时还不认识呢)的书,识字不多的马车夫也手里拿着书本。就因为这是书本,而书本意味着“教养”,所以读书是无产阶级的光荣和责任。他们让我们去看一些中型的工厂,却期待我们表示惊讶,仿佛我们在欧洲和美国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工厂。 唉,我们为此常常不由得哑然失笑。有一个工人指着一台缝纫机,十分骄傲地对我说:“电动的”,并且充满期待地瞅着我,我该大加赞赏才对。因为人民都是第一次看见所有这些技术器械,他们就谦卑地认为是革命和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位大叔发明创造了这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赞佩地微笑着并且赞美不已,而暗地里我们也觉得挺逗乐;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心地善良的大孩子啊,这个俄罗斯,我老是这样想,并且问我自己:他们真的会像他们预想的那样,迅速地学会这一非同寻常的课程?这个计划还会继续得到惊人的发展还是说又会在俄罗斯的奥勃洛莫夫[19]式的懒散之中流于失败。有时我信心十足,有时我又疑虑重重,我看的东西越多,心里越不明白。 但是这种矛盾难道只存在于我的身上,不是更多的存在于俄罗斯人的性格之中,甚至于存在于托尔斯泰的灵魂里?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庆贺他啊!在我们乘坐火车到雅斯纳亚-波尔雅那[20]去的路上,我和卢纳察尔斯基谈到这一点。他对我说:“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是个革命者还是个反动派?他自己知道这一点吗?作为一个真正的俄国人,他想要过于迅速地改变一切,经过了几千年却想在弹指一挥间就改变整个世界。——就像我们一样。”他微笑着补充道,“就用一个公式改变世界,就跟我们一模一样。有人说我们俄国人很有耐心,那他实在看走眼了。我们的肉体,甚至我们的灵魂是有耐心的,但是我们的思想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加缺乏耐心,我们总是希望一下子就马上知道一切真理,马上知道那唯一的真理。这位老人,他为此把自己折磨得多苦啊。” 的确如此,我在雅斯纳亚-波尔雅那托尔斯泰住的房子里走过时,一直感觉到这句话:“这位伟大的老人把自己折磨得多苦啊。”就在这张桌子上,他写下了他那些不朽的著作,他离开这张桌子到旁边一间寒伧的小屋里去掌鞋,很蹩脚的鞋,这扇门、这道楼梯,他就穿过这道楼梯和这扇门,打算逃离这所房子,逃离他生活中难解的矛盾。那儿搁着那把火枪,战争中他用这把枪打死过敌人,而他自己却是一切战争的敌人。他生活中的整个问题,在这幢低矮白墙的地主庄园屋里,极为鲜明地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在前往他最后安息地去的路程使这悲剧色彩大大冲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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