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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有一次他问我:“我到底属于哪一国?中宵梦醒,我知道,我在梦中说了意大利文,等我写作时,我是用德文思维。”他的学生散布在世界各地,“也许现在这一个正在向另一个开枪射击”。他还不敢动笔写作他真正的作品,他的歌剧《浮士德博士》,因为他感到心绪不宁。为了自我放松一下,他写了一出小型的轻快的独幕音乐剧。但是阴云在战争期间从未从他头上散去,我很少再听见他那声如洪钟般的爽朗笑声,我从前非常喜欢他的这种笑声。有一次,我深夜在火车站饭店的大堂里遇见布索尼,他独自一人已经喝了两瓶葡萄酒。我从他身边走过,他叫住我,指了指酒瓶:“别喝酒!但是有时候我们得自我麻醉,否则承受不了这沉重的负担。音乐并非永远能够做到这点,而工作只有在美好的时刻才来做客。”

  这种暧昧的处境对于阿尔萨斯人最为艰难,而在这些人当中,尤其难堪的是像勒内·希克勒这样心向着法国、却用德语写作的人。这场战争打来打去实际上是为了他们的国家,镰刀割穿了他们的心脏。大家想把他们拽向右边,拽向左边,强制他们表态归依德国,或者归依法国。可是他们憎恶这种“非此即彼”,他们办不到。他们希望德国和法国和他们大家一样都是兄弟,互相理解,而不是相互成仇。因此他们为了两国承受着痛苦。

  周围还有一群一半有联系的、混合成姻的人们,他们不知所措。英国女人嫁给了德国军官。奥地利的外交官,母亲却是法国人。有的家庭一个儿子在这边效力,另一个却在那一边,父母亲期待着这边或那边来信。在这里的少数财产遭到充公,在那里的职位丢掉了;所有这些家庭分裂的人们全都逃到瑞士来,为了逃避在旧日的和新近的故乡同样会遭到的怀疑,因为担心使这批人或者那批人受到伤害。他们避免用任何一种语言讲话,像阴影似地到处游荡。这些遭到破坏、残缺不全的人生,一个人在欧洲越是生活得像欧洲人一样,越会被砸烂欧洲的铁拳所严厉惩罚。

  这期间,《耶利米》上演的时间日益临近,这次演出是一大成功。《法兰克福汇报》告密似地向德国报导,美国公使和另外几位协约国显要人物参加了这次公演。这则报告并没有使我过于不安,我们感觉到,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气势已日益虚弱。战争主要由鲁登道夫强迫继续推进,反抗战争已不像在他辉煌灿烂的最初的罪恶时间那样危险。1918年秋天必然会带来彻底结束战争的决定,但是我不想再呆在苏黎世消磨这等候的时间,因为我的目光已经渐渐变得更加清晰,更加警觉。

  我初到苏黎世时热情洋溢,以为在所有这些和平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当中可以找到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找到为欧洲各国互相理解而战的真正坚定奋战的战士。不久我就发现在那些以逃亡者自居,摆出为英勇果敢的信念吃苦受罪的殉道者当中夹杂了一些形迹可疑的人物,他们为德国的情报机关服务,被人用金钱雇来探听监视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根据个人的切身经历不久就会肯定,安宁稳定的瑞士已被两大阵营的大量密探进行的暗中活动弄得遍体鳞伤。室内的使女把字纸篓查了个底朝天,电话接线员、在你身边慢慢地伺候你的饭店侍者都在为一个敌对国家效劳。甚至同一个人,往往在为两边效力。箱子被神秘莫测地打开,吸墨水纸被人拍照,信件在往返邮局途中消失;打扮时髦的女人在饭店大厅里挑逗似地向你微笑。

  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热心得出奇的和平主义者突然找上门来,邀请你在某项声明上签名或者伪善地请你把可靠的朋友的地址相告。有个“社会主义者”给我一笔高得可疑的报酬,要我在拉绍德封[29] 为工人做个报告,而这些工人对此却一无所知;你得时时刻刻小心谨慎。隔不多久,我发现真正可以看成绝对可靠的人数量是如此之少。既然我不想牵扯到政治中去,我对我交往的人们便一再限制。

  但是即使和那些可靠的人士在一起,那老是没完没了的讨论毫无收获,这些人又随意加入激进的、自由派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布尔什维克的和不问政治的小组,这一切也使我感到无聊、厌烦。我第一次学会正确地观察职业革命家的永恒的典型,他感到只要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就能使他在原来无关紧要的位置向上提升,并且紧紧抓住教条主义绝不放松,因为他自己身上并无任何支撑点。呆在这样一种乱七八糟胡言乱语之中,必然使自己思想混乱,培养毫无把握的共同观点,使自己拥有道德稳定性的信念受到损害。于是我抽身退出。的确,这些在咖啡馆里密谋造反的阴谋家们,没有一个敢于造反,所有这些即兴表演的世界政治家们,在的确需要搞政治时,他们全都一窍不通。

  等到战后恢复建设,要从事积极的活动,他们就停留在说三道四,连声抱怨,一个劲地大唱反调,就像当年那些反战诗人,只有极少数在战后还成功地写出过一本有分量的作品。是时代的热病,写出了他们的作品,进行讨论,发表政论,就像每一个由于一时的形势促成他们相聚,而不是由于一种共同经历过的理念聚在一起的小组。这个由很有特色、极有天才的人组成的整个小组,等到他们共同反对的敌人——战争——一旦结束,这个小组也就四分五裂,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吕施利孔的一家小旅馆,离苏黎世大约半小时的路程。从这里的小山上可以俯瞰全湖,还能远眺城里显得又小又远的一些塔楼。在这里我只需要见到我请来做客的真正的朋友。他们应邀前来,罗兰和麦绥莱勒。我在这里可以闭门写作,充分利用时间。与此同时,时间正毫不留情地向前移动。美国参战使得一切眼睛没有弄瞎、耳朵没有被故乡的空话胡说弄聋的人都发现,德国战败已不可避免。

  当德国皇帝突然宣布他从今以后要“民主”治国,我们都知道,正在敲响什么钟声。我坦率承认,我们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尽管语言一致,心灵相通,都迫不及待地等着,不可避免的事情既然不可避免,那就应该赶快发生;那位曾经发誓赌咒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阵亡、最后一匹马死去的威廉皇帝,却偷偷地逃过边境,而那个让几百万人为赢得他的“胜利和约”而牺牲性命的鲁登道夫,却戴着他的蓝眼镜,悄悄地溜到瑞典去了。

  这一天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欣慰,因为我们相信——当时整个世界都和我们一起相信,这场战争结束,“世世代代不会再有战争”。那头蹂躏我们这个世界的野兽被降伏了,或者甚至被斩杀了。我们相信威尔逊的那份极端了不起的纲领,这完全就是我们的纲领。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看见东方俄罗斯的革命还和人道的、理想主义的思想庆贺新婚之夜,会有某种光芒射来。

  我知道,我们真是愚不可及,但是并不单单是我们如此愚蠢。谁若经历过那个时代,应该回忆得起,所有城市大街小巷都欢声雷动,像迎接救世主一样欢迎威尔逊。敌对国家的士兵互相拥抱、亲吻,在欧洲从来也没有像在刚刚和平的开头几天那么多信任,因为现在世界上终于有了空间可以缔造那久已允诺要实现的正义和博爱的王国,现在便是缔造我们梦寐以求的联合欧洲的时候,不然就永无时机。地狱已经置于我们身后,经历了地狱,还有什么能吓唬我们?另一个世界已在开始新生。既然我们年轻,我们就对自己说:那将是我们的世界,我们梦寐以求的世界,一个更加美好、更加人道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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