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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


  他在那天下午及以后几天和我进行的多次谈话之中,常有一种微弱的悲哀触动我。这种悲哀包含在他说的话里,就像我和里尔克谈到战争时所发现的同样的悲哀。罗兰对于政治家们和为了自己民族的虚荣心造成外国人大量牺牲还嫌不够的那些人充满了愤怒。但是与此同时,他总对那些受苦受难丧失性命的人抱有同情。这些人是在为一种自己并不理解的意义去受难赴死,而这种意义实际上只是荒唐愚蠢。他把列宁[7]给他的一份电报给我看。

  列宁在乘坐那一节臭名昭著的密封列车离开瑞士时,请他一同前往俄国,因为列宁知道得很清楚,罗曼·罗兰道德上的权威对他的事业将会多么重要。但是罗兰下定决心,绝不依附任何集团,而只是独立无羁地以他自己个人为他献身的事业服务,那就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他从不要求任何人屈从他的思想,他也拒绝依附于任何组织。谁若爱他,就得自己无拘无束,他不想树立别的榜样,只想树立这样一个榜样,那就是,如何自由自在,忠于自己的信念,甚至反抗整个世界。

  在日内瓦,我在第一天晚上就遇到了一些法国朋友和其他外国朋友。他们都围绕在《叶子》(Feuille)和《明天》(Demain)这两份报纸旗下。皮埃尔·让·儒弗[8]、勒内·阿克罗斯和弗朗斯·麦绥莱勒[9],我们很快就激情迸发,变成了真挚的朋友,平素只有青少年才能结成这样的友谊。但是,我们本能地感到正在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我们旧日的关系,大多由于以往的伙伴受到爱国主义的蒙蔽,都不复存在。

  我们需要新的朋友。既然我们站在同样的战线上,在同样的精神战壕里反击同样的敌人,我们之间便本能地建立一种激烈的同志情谊;二十四小时后,我们彼此之间已经如此熟悉,就仿佛我们已经相识多年,就像每条战线上通行的那样,我们已经互相使用兄弟般的“你”。我们大家都感觉到——“We few, we happy few, we band of brothers. ”(英文:我们少数几个,我们快活的少数几个人,我们是一帮兄弟。)——由于个人都是危险分子,也感觉到我们的聚会是绝无仅有、异常大胆的事情;我们知道,离开我们五小时的路程,每一个德国人都在窥伺着法国人,每一个法国人都在窥伺着德国人,打算用刺刀袭击或者用手榴弹把他炸烂,从而获得一枚勋章,交战国这边和那边的几百万人唯一梦寐以求的就是互相消灭,从地球上消灭个干干净净。各报讲起“敌人”,都嘴巴白沫乱喷。

  而我们,这千百万人中绝无仅有的一小撮人,不仅能够心平气和地同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还能够极为真诚,甚至有意识地怀着浓烈的兄弟情谊坐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和一切官方公开言论和奉命而写的文章形成什么样的对照。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那些祖国面前这样忠实地显示我们的友谊,必然会使我们遭到危险;但是正因为这点风险使我们的大胆行为几乎提高到极度加强的程度。

  我们是要冒险,我们享受这种冒险的强烈快乐,因为风险才赋予我们抗议真正的分量。所以我甚至和皮埃尔·让·儒弗一同在苏黎世举办讲座(这在这次战争中可是独一无二的事情)——他用法文朗读他的诗歌,我用德文朗读我的《耶利米》中的段落。但是正因为这样公开摊牌,我们表示,我们在这场大胆的赌博中态度是老老实实的。在我们的领事馆和公使馆里人们对此是怎么想的,我们都无所谓,即使我们这样一来也许会像科尔特斯[10]一样破釜沉舟,在我们身后把回家的船只全都烧毁。因为我们在心灵深处确认,“叛徒卖国贼”并不是我们,而是把诗人人性的使命出卖给了偶然时刻的那些人。

  这些年轻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活得多么富有英雄气概!譬如弗朗斯·麦绥莱勒,他用自己的木刻反击战争的暴行,在我们眼前刻出了战争的亘古长存的绘画的纪念碑,这些令人难忘的黑白画页,其强劲和愤怒,绝不亚于戈雅的《战争的灾难》。这位刚强坚毅的男子不知疲倦地夜以继日地在那默不作声的木头上面,刻出新的人物和场景,他那狭小的房间和厨房已经堆满了这些木块,但是每天早上《叶子》报还登出他另一批图像的控告。这些控告并不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民族,它们全都针对同一个敌人,我们共同的敌人:战争。

  我们多么梦想能从飞机上把这些木刻当作传单,把每一个人,哪怕是最卑微的人,不需要文字,不需要语言都能懂得的愤怒而又可怕的谴责扔到各个城市里,扔到各个部队里去,而不是扔的炸弹;我坚信,这些木刻将会提前战胜这场战争。可惜这些木刻只发表在《叶子》这份小报上,都传送不到日内瓦以外的地方去。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尝试,都只局限于瑞士狭小的圈子里,要到为时已晚的时候,才发生作用。

  在暗地里,我们并没有估计错误,对于各国参谋总部和政治部门的庞大机器,我们全然无力。他们之所以没有迫害我们,也许是因为我们对于他们而言,并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的话语被窒息,我们的影响遭阻碍。但是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数是多么稀少,我们是多么孤立无援,所以我们紧密团结起来,胸靠着胸,心贴着心。即使在我更成熟的年龄,我也永远没有像在日内瓦的那些时刻,感到过那么热情如炽的友谊,这种联系经受了日后一切时代的考验。

  从心理学和历史的(不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这一些人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是亨利·基尔波。我在他身上比在任何人身上都更加坚信不疑地发现,历史的颠扑不破的法则得到证实:在突发巨大变故的时代,特别是在战争或者革命期间,勇气和大胆妄为在一个短时间内,往往比内在的意义更起作用:一时爆发的匹夫之勇,可能比坚毅果决的性格更起决定性作用。每当时代迅速向前发展,发展速度急切匆忙,善于毫不迟疑地投身到时代的浪潮之中的人们便能占尽先机,有多少昙花一现的人物,在当时应运而生。贝拉·孔[11],库尔特·艾斯纳尔[12],他们被抬上一个位置,而他们实际上并不能够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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