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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在我跨过边界的这一秒钟,我的脑子想法就不一样,更自由,更激动,更不低三下四。我在第二天马上检验一下,不仅我的精神状况,便是我的身体机能在交战的世界里也大大削弱。我应邀到亲戚家做客,饭后浑然不觉地喝了一杯黑咖啡,吸了一支哈瓦那雪茄,突然感到有点头晕,心脏狂跳。我的身体,我的神经在好几个月一直服用代用品之后,已经接受不了真正的咖啡和真正的烟草。人的身体在经受了战争的不自然状况之后,又得转变过来适应和平的自然状况。

  这种陶醉,这种惬意的晕眩也使人的精神为之一振。每棵树我觉得都更加美丽,每座山都更加无拘无束,每一片风景都更加赏心悦目。因为在交战国内,草原的宁静,在人们阴翳密布的眼睛看来,就像是大自然无羁放肆,冷漠而无动于衷,黄昏日落时的紫色云霞,使人想起染遍沙场的鲜血;而在这里和平安谧的自然状况之中,大自然的冷静孤僻又变得极其自然。我爱瑞士,以前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地爱它。

  我总是非常乐于到这个幅员虽小,却妙不可言、花样繁多、奇事层出的国度。我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刻地体会它生存的意义。各民族共存于同一个空间,而不抱任何敌意,这就是瑞士的思想。这种极富睿智的生活准则,通过互相尊重和真诚经历过的民主,把语言上和人民间的区别提升为兄弟情谊——这对于我们整个迷惘混乱的欧洲,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啊!一切受迫害者的避难所,几百年来,是和平和自由的家园,总是殷勤好客地接纳每一种思想,让它忠实地保留其特殊的特点——事实证明,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超民族国家的存在,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是何等重要!

  我觉得这个国家有权利获得美景,得到财富。不,在这里人们不感到陌生;一个自由自在、独立无羁的人在这悲剧性的世界时刻,在这里比在他自己的祖国更有返回家园的感觉。我心潮澎湃,夜里在苏黎世一连几个小时在大街上、在湖岸边漫步。灯光照耀下,一片和平景象,在这里人们还享有人生的优美闲暇,从容不迫。我指的是,还感觉到窗户后面,妇女并没有躺在床上彻夜不眠思念她们的儿子。我没有看见伤员,没有看见缺臂少腿的伤残军人,没有看见明天或者后天就要被列车带走的年轻士兵——人们在这里感到有权利生存。而在交战国里,如果还没有成为伤残士兵,就会感到羞愧,几乎感到有罪。

  但是我迫切需要得到的并不是和人家讨论我剧本演出的事宜,也不是急着和瑞士朋友、和外国朋友见面。我特别想要见到罗曼·罗兰。我知道,此人可以使我更加坚定,头脑更加清楚,更有活动的能量。我要感谢他,在我心灵感到无比痛苦极端孤独的日子里,他的鼓励和他的友谊给我的一切。我首先要去看他。我立即前往日内瓦,于是我们这两个“敌人”便处于相当复杂的处境里。不言而喻,交战国家的政府并不乐于看见他们国家的成员在中立国的国土上和敌对民族的成员进行个人交往。但是另一方面也没有法律明文禁止。并没有一条法律条文规定这样的交往应该受到惩罚。只有在商业方面“和敌人进行交易”是严厉禁止和等于叛国的。

  为了不致稍有不慎而触犯禁令,我们这些朋友甚至原则上避免互相递上香烟。因为毫无疑问,我们都不断受到无数密探的监视。为了避免让人怀疑我们心里害怕或者心里有鬼,我们这些国际性的朋友便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一切全都公开。我们不用隐蔽的地址或者留局待领的方式通信,我们也不在夜里悄悄地秘密聚会,而是一同在街上溜达,或者公开坐在咖啡馆里。所以我一到日内瓦立即在饭店楼下的门房那里通报我的真实姓名,我要和罗曼·罗兰先生谈话,正因为这样对德法两国的通讯社更好,他们若想报导我是谁,我想拜访谁;对于我们而言,只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两位老朋友不会因为他们两人碰巧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而这两个民族恰好正在打仗,因此必须互相回避。我们觉得没有义务跟着去干一件荒唐的事情,就因为整个世界全都举止荒唐。

  我终于站在罗曼·罗兰的房间里——我觉得这房间就像在巴黎的那间房子一样。和当年一样,桌子和椅子都放在书堆里,书桌上堆满了杂志、信件和纸张,这同样是个简朴的、用来办公的僧舍,可是和全世界紧密相连。不论他在哪里,在他身边,凭他的本性就筑就了这样一个僧舍。我一时说不出问候的话语,我们只是彼此向对方伸出手去——这是我几年来又能握到的第一只法国人的手;罗曼·罗兰是三年来和我交谈的第一个法国人——但是我们两人在这三年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亲近。

  我用这外语和他交谈,比用母语和任何一个我本国的人都谈得更加知己,更加坦率。我心里完全有数,我面前站着的这个朋友对我而言,是在我们这个重要的世界时刻最重要的一个人,是欧洲的道德良心在和我说话。这时我才能看到,他为各国人民互相了解曾经做过的和正在做的一切了不起的工作。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总是单枪匹马,没有外援,没有秘书。他关注各个国家发表的一切声明,和无数人通信,他们在良心问题上需要他的忠告。他每天写许多页日记,他和所有这个时代的人不同,感到自己有责任亲身经历这一历史时期。他感到需要为后世作出交代。(那不计其数的手写的日记本如今在哪里?这些日记日后将向我们完整地说明那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有的道德上和思想上的矛盾。)

  与此同时,罗曼·罗兰发表文章,每一篇在当时都引起了国际上的激动,还创作长篇小说《克莱朗波尔》——这是他的投入,不歇息,不停顿,充满牺牲精神的全身心的投入,为了他承担的巨大的责任,在人类发疯发狂的时候,能在人性上公平正直,行动上每个细节都成为楷模。每封来信他都回复,每一本关于时代问题的小册子他都阅读;这位作家身体虚弱,娇气,恰好在当时健康很受损害,只能轻声说话,时刻都在和轻微的咳嗽搏斗,每次到走廊里去都得戴上一条围巾,走路快了,就得停下来稍事休息。这样一个人,在当时投入的精力和向他提出的要求相比,简直扩展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什么都无法撼动他,无论是攻击还是奸计。他勇敢无畏,目光清晰地注视着世界的混乱。

  我在这里看到另一种英雄主义,看到精神上、道德上的英雄主义,像纪念碑似的放在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即使在我论罗曼·罗兰[6]的书里,我对他的描写也许还不够(在描写健在的人士时,总怕对他赞誉过分)。我在这间斗室里见到他,从这间房间那些视而不见的鼓舞人心的射线,射向世界上各个地方,我当时深受震撼,——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得到“净化”,我在几天之后,血液里还有所感觉,我知道:这是当时罗曼·罗兰创造的使人振奋、滋补强身的力量。只有他独自一人,或者几乎是独自一人在和千百万人无谓的仇恨作斗争。这种力量属于那些无法丈量、无法计算的不可估量的事物之列。只有我们,那个时代的证人才知道,他的存在,他那堪称榜样的岿然不动,在当时意味着什么。通过他,那陷入狂怒之中的欧洲才得以保持住它道德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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