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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前往瑞士途中,在萨尔茨堡呆了两天。我在那里买了一幢房子,打算战后就寓居那里。在这座城里有人数不多的一批具有严格天主教思想的人士,其中两位,在战后奥地利历史上作为总理,要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是亨利希·拉马什[2]和伊格纳茨·赛帕尔[3]。前者是他那时代最为杰出的法学教师之一,曾任海牙会议主席团成员,而后者伊格纳茨·赛帕尔,是一位天主教神父,简直聪明绝顶。他注定了在奥地利帝国崩溃之后,来执掌小小的奥地利的领导权,乘此机会,他的政治天才得到了出色的证明。他们两位都是坚定不移的和平主义者,笃信教规的天主教徒,热情洋溢的旧式奥地利人,因此从内心深处就坚决反对德国的、普鲁士的、笃信新教的军国主义。他们觉得这种军国主义和奥地利传统思想、奥地利的天主教使命不能协调一致。

  我的剧作《耶利米》在这些宗教的——和平主义者的圈子里赢得了最强烈的同情。拉马什枢密官请我在萨尔茨堡去见他——赛帕尔正好出门在外。这位高雅的年老学者非常亲切真诚地和我谈论我的作品;他认为书中充满了我们奥地利的思想,友好妥协的精神,他迫切希望,此书的影响不仅限于文学方面。使我惊讶的是,他以坦诚的口气向我这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吐露了一个秘密,我们在奥地利正处于一个决定命运的转折时期。他的坦诚证明了他内心的勇敢。

  自从俄罗斯在军事上被排除在外之后,只要德国愿意放弃它的侵略的倾向,无论对德国还是对奥地利都不再存在一个真正阻止他们结束战争的障碍。这个时机不可错过。倘若德国的泛德意志集团继续抵制和谈,奥地利必须夺过领导权,独立行动。拉马什向我暗示,年轻的卡尔皇帝已经答应帮助这种倾向。大家也许不久就会看到皇帝个人政策的效果。德国的主战派不惜继续作出牺牲,定要签订“胜利和约”。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奥地利是否能迸发出足够的能量,放弃“胜利和约”,而能把谅解和约贯彻到底。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极端措施:在德国军国主义者还没有把奥地利拽进一场灾难之前,奥地利及时摆脱和德国的联盟。“谁也不能指责我们背信弃义,”拉马什坚定而又坚决地说:“我们已经有一百多万人死于非命。我们已经作出了足够沉重的牺牲,已经尽心尽力!现在不能再为德意志的世界霸权再牺牲人命,一个人也不能再牺牲!”

  我嗓子发紧,透不过气。所有这些事情我们都暗中想过多次,只不过谁也没有勇气在大青白日把它们说出口来:“让我们及时摆脱德国人和他们的兼并政策”,因为这话被当作“背叛”我们的战友。而在这里,却有一个人把这句话说给我听。我先前就已经知道,他在奥地利享有皇帝的信任。而在国外,由于他在海牙的工作,享受最为崇高的威望。他把这句话说给我这个可以说是素昧平生的人听,态度是如此安详平静,坚毅果决。我立刻感觉到,奥地利分裂主义的行动早已不是处于准备阶段,而是已在进行之中。想法非常大胆,要么以分别签订和约威胁德国,迫使德国更加倾向于和谈,要么在必要时把这种威胁付诸实现。

  历史证明,这个想法是当时唯一能够拯救帝国,拯救君主政体,从而也能拯救欧洲的唯一的、最后的可能性。可惜,原有的计划执行起来缺乏坚决果断的劲头。皇帝派他妻子的弟弟帕尔玛亲王[4],的确带了一份密函去见克里列孟梭[5],以便在事先没有照会柏林王室的情况下,探听签订和约的可能性。必要时,开始进行和谈。这项秘密使命究竟是以什么方式被德国获悉,我想,至今尚未完全澄清;灾难深重的是,卡尔皇帝从此再也没有勇气公开他的信念,也许像有些人说的,是因为德国以军事入侵奥地利相威胁,也可能是卡尔皇帝作为哈布斯堡王室的成员,很怕沾上这样的污点:在举足轻重的紧要关头,取消了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亲自缔结的、并且由这么多人的鲜血确定的盟约。反正卡尔皇帝没有召唤拉马什和赛帕尔来担任首相,这两个人是唯一作为天主教国际主义者出自内心的道德信念、拥有力量来承担这个脱离德国的污点。

  这一迟疑成为皇帝的厄运。他们两位未能成为哈布斯堡帝国的首相,而只成了残缺不全的奥地利共和国的总理。除了这两位声誉卓著极有威望的人物之外,当时的确没有人更有能力在全世界面前捍卫这似乎是不正确的行动。拉马什完全可以以脱离德国来公开威胁,或者干脆就脱离德国。这样他不仅可以拯救奥地利的存在,也使德国摆脱其最深重的危险,摆脱漫无限制的兼并欲望。倘若那位睿智而极为虔诚的政治家当时向我公开宣布的行动没有因为软弱无能、笨拙迟钝而毁于一旦,这对于我们欧洲将是一大幸事。

  第二天我继续旅行,越过了瑞士边境。现在要我具体回忆,当时从一个严密封锁的、已经饿得半死不活的交战国过境到一个中立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确实非常困难。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只不过是几分钟时间,但是在第一秒钟,人们就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是从一个空气浑浊、严加封闭的房间突然走进一片白雪覆盖、空气清冽的平原,似乎有股陶醉的感觉从头脑经过所有的神经传向四肢百骸。

  即使多年之后,当我从奥地利前来,驶过这个火车站时(它的站名我平素永远也记不住),我又像闪电般迅速重复经历这种突然间松了口气的感觉。大家跳下列车,在自助餐桌上已经放满了食品,在等待着大家取用。大家几乎忘记从前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生活必须的食品,有金色的汁水饱满的橘子、香蕉,巧克力和火腿也公然陈列在那里。这些东西在我们那里只有通过后门偷偷地弄到,还有面包和猪肉,不用面包票,也不用肉票——这些旅客的确都像饥肠辘辘的动物,扑向这些便宜的美食。

  有一家电报局,一家邮局,从这里可以不经审查,把信和电报寄向全世界的四面八方。法文、意大利文、英文的报纸搁在那里,可以随便购买、打开、阅读,而不致受到惩罚。一切严禁的事情,往前走五分钟,就都是允许的,而在那边允许的事情也都遭到严禁。欧洲战争的一切荒诞不经,通过这两个世界这样并排地展现在这同一个空间,使我非常具体地看得一清二楚;对面那座小小的边境小城,它的招牌,单凭肉眼就能读得出来。从城里的每幢小屋、每间茅舍把男人都抓了出来,运送到乌克兰或者阿尔巴尼亚去,让他们在那里杀人或者被人所杀——离开那座小城五分钟的距离,在这里,同年龄的男子们安安逸逸地和他们的妻子坐在门上爬满常春藤的屋门前,抽着烟斗:我不由自主地问我自己,是不是这条小小的边界河流里,右侧游动的是交战的鱼,左侧游动的则是中立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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