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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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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4年这最初的几个星期,已经渐渐的不可能和任何人进行一次理性的谈话。性格最为平和、脾气最好的谦谦君子,被嗜血好斗的毒雾所迷惑,变得像醉汉一样。我的那些朋友,我一向认为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者,甚至是精神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夜之间变成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从爱国主义者又摇身一变成为贪得无厌的并吞主义者。每次谈话都用这样一种愚蠢的套话结束:“谁不会恨,就不会好好地爱”,或者表示粗鲁的怀疑。 多年来从没和我发生过争吵的老同学,非常疾言厉色地责备我已经不再是奥地利人了,我应该跑到法国或者比利时去。是啊,他们甚至小心翼翼地暗示,其实应该把“这场战争是个罪行”这样一类的看法报告官厅,因为“失败主义者”——这个漂亮的词是在法国发明的——是对祖国最严重的背叛者。 这样只有一途:当别人狂热叫嚣之际,我只好缩回去,保持沉默。但这并不容易,因为即使在流亡地——这点我已深有体会——也不见得比“独自”在祖国日子更难过。在维也纳我已和我的旧友纷纷疏远,现在也不是另寻新交的时候。只和赖纳·玛利亚·里尔克,我有时还能进行一次彼此心领神会的谈话。我总算成功地要求让他也到我们这偏僻的战争档案馆来,因为像他这样神经分外纤弱的人,肮脏、臭味、喧嚣,都会使他浑身难受,直想呕吐。他这个人实在无法去当兵,根本不行。我一想起他身穿军装的模样,就忍不住要笑出来。 有一天,有人敲我的门,一个士兵颇为畏缩地站在门口,我再看一眼,大吃一惊:是里尔克——赖纳·玛利亚·里尔克穿着军装站在那里!他看上去手足无措,模样很叫人感动,领子太紧,一想到每见一名军官,就得把靴子碰响,立正敬礼,他就不知如何是好。他有个癖好,什么事情都要做得十全十美,规章条例上的这些无足轻重的规定,他也要模范地执行,所以他一直处于惊慌失措的状态之中。他有一次轻声轻气地对我说:“从士官学校[24]起,我就讨厌这身军装。 我原以为,我从此永远摆脱了它,可是现在还得再穿一次,我差不多都四十岁了!”幸亏有人帮忙,保护了他。不久,通过一次好心的体验,让他复员,他又一次到我房里来,向我告别。这一次他又身穿便服,我简直要说,他是给风吹进来的(他像平素一样,走得步履轻柔,毫无声息,真没法形容)。他要向我致谢,因为我通过罗曼·罗兰,拯救了他在巴黎遭到没收的藏书。他第一次显得不再年轻,仿佛老想可怕的事情,把他弄得筋疲力尽。“到国外去,”他说,“只要能到国外去就好了!战争永远是个监狱。”然后他就走了,我又变得独自一人。 几周以后,我决心避开这危险的群众精神变态,搬到一个乡间郊区去住,以便身在战争之中,开始我个人的战争:针对现实的群众激情,反抗对理性的背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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