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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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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战争爆发,他就第一个急匆匆地跑到军营里去志愿参军。我可以想象,那些军曹和二等兵,看见这一大堆肉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来,会笑成什么样子。他们马上就把利骚尔赶走,利骚尔绝望已极;但是就和其他人一样,他至少也想用诗歌为德国效劳。对他而言,德国报纸上和德国军队报告所报导的一切,全是可靠已极的真实情况。他的祖国受人侵略,最邪恶的敌人就像威廉大街[19]所编排的,就是英国外交大臣,那个阴险奸诈的格雷爵士[20]。利骚尔就感到,英国是攻击德国的主要罪犯,也是爆发这场战争的主要罪人。 利骚尔就在他的《仇恨英国之歌》这首诗里表达了这种仇英的思想。这首诗——手头没有这首诗——以生硬简练、给人印象深刻的诗句,把对英国的仇恨提高到永远发誓的程度,永不原谅英国的这一“罪行”。不久大家就看见,用仇恨做文章是多么容易。这可真是灾难(这位大腹便便、丧失理智的小犹太竟然预先成了希特勒的榜样)。他的这首诗简直像枚炸弹掉进了军火库。 也许在德国还从来没有一首诗,像这首臭名昭著的《仇恨英国之歌》这样迅速流传,不胫而走,连《守卫莱茵》也没有传播得这样迅速。皇帝欣喜异常,向利骚尔颁发了红鹰勋章,各报转载这首诗,教师在学校里向学童们朗诵这首诗,军官们走到士兵的队列前面,向士兵一再吟诵这首诗,直到每个士兵都能背诵这首仇恨的祷词为止。但是这还不够,这首小诗,配上音乐成为合唱,在剧院演唱。 在七千万德国人当中,不久,没有一个不能把《仇恨英国之歌》从头到尾全都倒背如流。不久全世界都认识这位诗人——当然不那么激情洋溢。一夜之间,恩斯特·利骚尔获得了一位诗人在这场战争中获得的最为火热的荣誉——当然,这种荣誉后来便像内苏斯衬衣[21]一样,贴在他身上,因为战争一结束,商人又想做生意,政治家们又真诚地致力于各国之间相互理解,人们便竭尽全力,否认利骚尔的这首诗歌,它要求人们永远与英国为敌。 为了摆脱自己身上的罪责,他们就竭尽全力把这个可怜的“鼓吹仇恨”的利骚尔斥为这种荒谬的“仇恨歇斯底里”的罪魁祸首;而实际上,在1914年这种“仇恨歇斯底里”从上到下谁都有份。每个在1914年称赞他的人,在1919年都故意对他嗤之以鼻。报纸上不再刊载他的诗歌;他要是在同伴们当中出现,马上冷场,场面令人难堪。他可是一心一意全都献给了德国,结果遭到唾弃,被希特勒逐出德国国境,结果被人遗忘,郁郁而终。他是这一首诗歌的牺牲品,这首诗把他捧到九霄之上,然后把他打入地狱之中,把他击成齑粉。 他们大家其实都和利骚尔一样。我不否认,当时的这些诗人,这些教授,这些突然冒出来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大家的感觉是诚实的,他们以为自己的行动是诚实的。但是时隔不久,就可以认识到,他们这样赞美战争,鼓吹仇恨,造成了多么可怕的灾难。交战各国的民众在1914年本来就已经情绪激昂,过度紧张,最最骇人听闻的谎言都会立即转化为真事,最荒谬的诬蔑也会被人信以为真。 在德国,许多人都发誓赌咒,他们亲眼看见在战争即将爆发之际,有载满黄金的汽车从法国开往俄国;关于挖掉眼睛剁掉双手的童话,在每次战争发生之后的第三天或者第四天都会迅速流传,很快就充斥报纸。唉,传播这些谎言的那些浑然不觉的人们,谴责敌人的士兵作出这些可以想象得出的残暴行径的技巧,这些人和技巧同样也属于战争物质,就像军火和飞机一样,它们在每场战争中,也在开头几天就从仓库里取了出来。战争无法和理性和正义感协调起来。它需要一种精神激越的状况,需要对自己的事业拥有激情,对敌人怀着仇恨。 强烈的感情无法延长到无限的境界,无论对于每个个人,还是整个民族,都是这样。这是人的天性使然,这一点军事组织知道得一清二楚。因此它需要一种人为的刺激,一种持续的激情如炽的麻醉状态。这样一种刺激人们精神的工作,不论良心安然,还是良心不安,不论真心诚意还是例行公事,需要知识分子去做,需要诗人、作家、新闻记者去做。他们敲响了仇恨的战鼓,使劲敲击,直敲得每一个心胸坦荡,无拘无束的人耳朵轰鸣,心脏颤栗。在德国,在法国,在意大利,在俄国,在比利时,他们大家几乎全都在为“战争宣传”,从而也为民众疯狂,为战争的民众仇恨服务,而不是和这一切进行斗争。 这样做的后果灾难深重。当时在和平年代,宣传还没被人滥用,民众尽管有成千上万种失望,还把报上印出来的消息当真。就这样,开战最初几天的那种纯洁、美好,勇于牺牲的高昂激情逐渐变成糟糕已极、愚蠢不堪的种种感情的疯狂发泄。大家在维也纳和柏林,在环形大道[22]和弗里德里希大街[23],“打倒”法国和英国,这要方便得多。商店招牌上的法文、英文字样必须消失,甚至连“圣女修道院”(zu den Englischen Frulein)也必须改名,因为一般老百姓不知道,“Englisch”一字指的是“天使”,不是“英吉利撒克逊”。忠厚老实的生意人在信封上贴上或者敲上“上帝惩罚英国!”的印章。 上流社会的妇女们发誓赌咒(致函报纸),她们一辈子再也不说一句法文。莎士比亚被逐出德国舞台。莫扎特、瓦格纳被逐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德国教授宣称,但丁是个日耳曼人。法国教授宣称,贝多芬是个比利时人。他们肆无忌惮地从敌对国家征收精神财富,犹如没收谷物和矿石。这些国家成千上万的和平公民,每天在前线相互厮杀致死。这还不够,在后方还彼此辱骂诽谤在坟墓里无声无息地安卧了几百年的敌对国家的伟大死者。这种神经错乱变得越来越离奇,越来越荒谬。 炉台边的厨娘,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城镇,小学毕业后就没打开过地图,深信奥地利如果不拥有“桑特夏克”(波斯尼亚某地的一个小小边区)就活不下去。马车夫在大街上争吵不休,应该向法国要求多少战争赔款,是五百亿还是一千亿,其实并不知道十个亿究竟是多少。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一群人没有沾染上这种可怕的仇恨歇斯底里。祭台前的神父们,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月以前还把军国主义斥责为十恶不赦的罪行,此刻也许叫嚣战争比其他人更凶更狂,免得被人家按照威廉皇帝的说法,把他们看成“没有祖国的家伙”。这是糊里糊涂的一代人进行的战争,恰好是各国民众充沛的信仰,片面认为自己的事业无比正义,成为最为严重的危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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