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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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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差异所在。1939年的战争有一种精神上的意义。打仗为了自由,为了维护一种道德财富。而为了一种意义而战,使人坚毅果决。而1919年战争则相反,对现实一无所知,战争只为一种妄想服务,只为梦想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公正而和平的世界服务。只是出于妄想而不是知晓实情,使人幸福,所以当时那些牺牲品欢呼雀跃,飘飘然,醺醺然,向着屠宰场走去,脖子上套着花圈,头盔上缀着橡树叶,街上欢呼声震耳欲聋,灯火辉煌,犹如过节。 我自己没有被这突发的爱国主义的酩酊醉意击倒,并不是因为我头脑特别冷静,或者目光特别清晰,而是由于我迄今为止的生活形式。我在两天前还滞留在“敌人的国度”,可以确认,在比利时,广大民众和我们自己的国民一模一样,生性和平,浑然不觉。另外,我作为一个世界公民生活的日子已经相当长久,不可能一夜之间就会突然去仇恨一个同样是我的世界、同样是我的祖国的地方。 我多年来一直怀疑政治,恰好在最近几年,我和我的法国朋友、意大利朋友在无数次的交谈中,谈论过爆发一场战争这样荒谬的事情,所以我在某种程度上打了预防针,对于爱国主义激情这样的传染病抱有怀疑,对于这种最初时刻的热病发作,我预先有所准备。我决心不让我对于欧洲必须统一的信念,被这种由笨拙的外交官和凶残的军火制造商激起的一场兄弟阋墙的斗争所震撼。 因此我的内心从最初的时刻开始,作为世界公民就思想稳定;艰难的是找到一个国家公民应有的态度。尽管我只有三十二岁,暂时还没有任何军事义务,因为我在一切军事体检中都被认为不合条件,我当时对此就欣喜异常。第一,免于应征入伍,免于因为愚蠢地参军服役而浪费一年时间;另外我觉得在二十世纪还去受训如何使用杀人工具,实在不合时代精神,简直是犯罪行为。一个具有我这样信念的人,真正的态度应该是在一场战争中宣布自己是个“凭良心的反对者”。 这在奥地利(和在英国不同)将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要求此人的确具有殉道者的心灵坚定性。可是我的天性和这种英雄气概格格不入,——我并不羞于公开承认我的这一缺点。碰到一切危险的处境,我的自然的态度总是退避;不仅在这一件事上,也许我不得不承认人家有理由怪我优柔寡断,几个世纪之前,人们对我尊敬的导师、鹿特丹的埃拉斯莫斯也多次这样责备。 另一方面,在这样一种时候,我作为一个相对而言的年轻人,等候人家把我从暗处刨出来,扔到一个我不该去的地方去,这也难以忍受。所以我到处寻找一件我能有所贡献的差使,而不是进行什么煽动性的工作,我有一个朋友,一位在战争档案馆里的高级军官,让我在那里得到一个职位。我负责图书馆工作,我的外语知识使我在那个岗位上有些用处,或者对某些需要发表的通知在修辞上作些修改——我很愿意承认,这并不是什么光荣的差使,但我至少觉得比把刺刀扎进俄罗斯农民的五脏六腑之中,对我合适得多。可是对我而言,决定性的是,干完了这件不算太辛苦的工作之后,给我留下时间去做我认为在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工作:为民众在未来相互理解做些工作。 比这种官方地位更难适应的是,我在我朋友圈子里的地位。我们的诗人很少接受过欧洲文化的教养,完全生活在德国的视野之中。他们认为强化民众的激情,用诗意的呼吁或者科学的意识形态来论证所谓的战争的美,乃是最出色地尽了他们的本分。差不多所有的德国诗人,以豪普特曼和德默尔为首,都认为有责任像古日耳曼人时代那样,作为吟唱诗人,用诗歌和神秘的符号,鼓励开往前线的战士去慷慨赴死,血染沙场。 大批的诗歌雨点般落下,打仗必打胜仗,危难何惧死难。作家们当然纷纷发誓赌咒,再也不愿和英国人有任何文化相同之处。不仅如此:他们一夜之间否认存在过英国文化、法国文化。所有这一切在德国本性、德国艺术和德国方式面前都变得微不足道,毫无价值。学者们走得更远,哲学家们突然之间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智慧,只会把战争解释成一种“钢铁的沐浴”,可以维护各民族的力量,使之不致松弛萎缩。 医生们也紧紧跟上,他们热情洋溢地赞美自己的义肢,简直叫人恨不得截掉一条腿,为了用一条这样奇妙的假腿来替换。一切宗教的神职人员也同样不甘落后,都参加到这大合唱之中。有时候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就仿佛听见一群疯子在大声喧哗。所有这些人不就是我们在一周前,一个月前,赞美其理性,其塑造能力,其人性态度的同一伙人吗? 这种疯狂最使人震惊的是,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是真诚的,大部分人年事过高或者身体不宜于去服兵役,却非常正派地认为自己有责任做点什么辅助性的“贡献”,他们创造的作品,是对语言的贡献,也是对人民的贡献。他们要通过语言来为自己的人民服务,想让人民听到想要听到的东西:在这场战斗中,正义完全在他们的人民这一边,不正义在别人一边。德意志必将胜利,敌人将无耻地遭到失败。丝毫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做完全背叛了诗人的真正的使命:充当人身上所有人性的维护者和捍卫者。当然有些人不久,在最初的兴高采烈的醉意消退,便在舌头上尝到了他们自己说出的话所引发的那种恶心苦涩的味道。但是在最初那几个月里,谁嚷得最欢最狂,就最能听到他的声音,于是无论是在那边还是这边,他们都狂呼乱叫,合唱一片。 这样一种真诚而又荒唐的心醉神迷状况中最为典型、最令人震撼的例子,我认为就是恩斯特·利骚尔[14]。我很了解他。他撰写一些小型的简短生硬的诗歌,可又是一个你能想象得出的脾气最为温和的人。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他第一次访问我时,我得抿紧嘴唇,掩饰我的微笑。读了他那些表达得极为简朴生硬、德国式遒劲有力的诗句,我不由自主地把这位抒情诗人设想成一位身体苗条、骨骼强硬的年轻人,可是摇摇晃晃地走进房间的人,却胖得像只水桶。在他长着双下巴的大脸上布满了温和的笑容,是个心情舒畅的小胖子,极为热心,信心满满,结结巴巴好不容易说出话来,对诗歌极为痴迷,怎么阻拦也无法制止他一再引用和朗读他的诗句。尽管他说不出的滑稽可笑,你还是不得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个热心肠,很讲义气,真心诚意,而且简直可说是着迷似的献身于他的艺术。 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德国人家庭,上的是柏林的弗里特里希-威廉文科中学,也许是我认识的一个最普鲁士、最为普鲁士同化的犹太人。他不会说其它外语,从未离开过德国,德国就是他的世界,越德意志的东西,越能使他热情高涨。约克[15]、路德和斯泰因[16]是他的英雄,德国的解放战争[17]是他最钟爱的题目,巴赫[18]是他音乐中的上帝,尽管他的手指又小又短,又肥又胖,可是巴赫的乐曲他演奏得很好。没有谁比利骚尔更熟悉德国的抒情诗,谁也不比他更钟情于德国语言,更对德国语言着迷,许多犹太人,他们的家庭日后才进入德国文化,利骚尔和他们一样,在德国比最虔信的德国人更虔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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