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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一旦爆发战争,必然引起史无前例的灾祸,因为俄国人凭借这份计划会事先知道奥地利发起进攻的军队的每个战略行动。这一叛卖事件在奥地利参谋本部的范围内引起极度恐慌。雷德尔上校作为职位最高的专家,查出叛徒的任务落在他的身上,而外交部并不完全相信军事当局的本领,也不知会参谋总部,便自顾自地提出口号,要独立进行调查,——这是各部门之间互相妒忌、彼此侦察的一个典型案例。外交部便委托警察局,除了采取其它一切措施之外,为此还把一切来自外国留局待领的信件全都拆开来进行调查,毫不顾忌通信秘密。

  有一天,从俄国边境站波德沃洛斯齐斯卡寄到邮局一封信件留局待领,地址的密码是“歌剧舞会”,拆开一看,里面没有信纸,只有六张或是八张簇新的奥地利一千克朗面值的钞票。这个令人可疑的收获,立即报告警察总署,总署立即下令,派一位探员守在柜台上,谁来领取这封可疑的信件,就立即逮捕。

  一时间,这出悲剧立即转化成一出维也纳式一团和气的闹剧。中午时分,一位先生露面,要求领取这份写上“歌剧舞会”字样的信件。窗口上的柜员把暗底下的警告信号发给那位侦探,可是那位探员正好吃早餐去了,等他回来,大家只能告诉他,那位陌生的先生跳上一辆出租马车离去,方向不明。于是这出维也纳喜剧的第二幕就此迅速开演。在那盛行出租马车的时代,这种时髦的出租马车可是个时兴玩意儿。

  出租马车的马车夫自以为高贵非凡,不能亲自擦洗他的马车,在每一个马车站都有一个所谓的“洗车员”,他的职务就是给马添料,擦洗马车。碰巧这位洗车员记住了这辆刚才驰走的马车的车号,一刻钟以后,所有的警察分局都得到警报,出租马车立即找到。人们描绘了这位坐车的先生,他乘车前往皇宫咖啡馆。我一直在这家咖啡馆里碰到雷德尔上校,另外碰巧在马车上还找到了一把随身携带的小折刀,那个陌生人就是用这把小刀拆开信封的。他们描写的那位先生这时又离开咖啡馆而去。可是咖啡馆的侍者众口一词都肯定地说,那位先生不是别人,就是他们的常客雷德尔先生。他刚刚坐车回到克罗姆瑟尔饭店去了。

  探员听了目瞪口呆。秘密已经解开,奥地利军方最高情报首脑雷德尔上校,同时也是被俄罗斯参谋总部收买的间谍。他不仅出卖了奥军的秘密和军事计划,也一下子使人明白,为什么在前一年,由他派出的奥地利的间谍在俄罗斯都逐一被捕、判刑。接着便开始狂打一通电话,直到接通奥地利参谋总部的首脑弗朗茨·康拉德·封·霍岑多尔夫[30]。这一场面的一位目击证人告诉我,才听了几句话,封·霍岑多尔夫就脸色煞白,活像一块白布。

  电话继续打到皇宫,会议一个接着一个。现在该怎么办?警察在这期间采取预防措施,雷德尔上校不得脱身。等他再次想要离开克罗姆瑟尔饭店,只给门房做了交代,一个探员就毫不引人注意地走到他的身边,把那把小刀拿到雷德尔上校面前,彬彬有礼地问道:“上校先生,您把小刀落在出租马车里了吧?”在这一瞬间,雷德尔知道,他已完蛋。不论他走到哪儿,都看见监视他的一些秘密警察熟悉已极的面孔。等他回到饭店,有两名军官一同跟进他的房间,将一把手枪放在他面前。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宫廷里已经做出决定,以毫不声张的方式来结束这件使奥地利军队极端蒙羞的事件。直到夜里两点,两位军官还在雷德尔的房门前面巡逻,然后在屋里响起手枪的一声枪响。

  第二天在晚报上登出了一则讣告,功勋卓著的军官雷德尔上校猝死。但是有太多的人遭到追捕,这一案件无法保密,渐渐地人们又听到许多细节,从心理学上解释了这一事件。无论是雷德尔的任何哪一位上级或者同僚都不知道,雷德尔天生的是个同性恋者,多年来落在敲诈勒索者的手里,最后逼得他采取了这种绝望的脱身手段。全军上下无比震惊,大家都知道,一旦开战,这一个人将会使几十万人送命,帝国将因他而陷入深渊的边缘,直到此时此刻我们在奥地利才理解到,去年我们和战争的距离简直间不容发。

  这是第一次我亲身感到战争的恐惧。我非常偶然地在第二天遇到贝尔塔·封·茹特纳[31],我们时代的这位了不起的、秉性高尚的卡桑德拉[32]。她出生于数一数二的显贵家庭,早在最早的青年时代,就在她坐落在波西米亚的府邸附近,亲眼目睹了1866年战争中的残暴行径,怀着弗罗伦斯·南丁格尔[33]的激情,她认定今生只有一项任务,那就是制止第二次战争,制止任何战争。

  封·茹特纳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放下武器》,轰动全世界。她组织了无数次和平主义大会,一生的重大成功乃是唤醒了炸药的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34]的良心,为了补偿他的炸药酿成的灾害,设立了诺贝尔和平和国际相互谅解奖。她十分激动地迎着我走来,“人们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事,”她在大街上大声嚷嚷,而她平时说话却是轻声细语,和蔼从容,“这已经就是战争了,他们又一次在我们面前藏起了一切,都向我们保密!你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你们毫无作为?这事主要和你们有关啊!你们快反抗啊,快团结起来,别总把一切都让我们这几个老太太去干啊,没人听我们的!”我告诉她,我要到巴黎去,也许我们真的可以设法发表一个共同声明。她催着我:“为什么只是也许,情况比任何时候都更糟,机器可是已经开动起来了。”我自己也十分不安,却努力使她平静下来。

  恰好在法国我通过第二个亲身经历的插曲,想起这位在维也纳很少有人认真对待的老太太对未来的预见,具有什么样的先见性。这是很小的一个插曲,却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1914年春天,我和一位女友从巴黎前往都兰,在那里过几天,打算前去瞻仰莱奥纳多·达·芬奇[35]的坟墓。我们沿着卢瓦尔河景色宜人、阳光明媚的岸边信步走去。晚上感到疲倦得好不舒服,于是我们决定,在这睡意朦胧的图尔城里去电影院看场电影,此前先去拜谒巴尔扎克出生的那幢房子。

  这是一家郊区小影院,和新时代用铬和玻璃打造的闪闪发光的电影宫毫无相同之处。只有一间勉强改建好的大厅,挤满了各式各样的小人物,工人啦,士兵啦,市场上的小贩啦,货真价实的人民大众,无拘无束地聊天闲谈,尽管禁止吸烟,却毫无顾忌地把Scaferlatic和Caporal[36]的蓝色烟云吹进污浊的空气中去。起先银幕上放映的是“环球新闻”,英国的一场划艇比赛:人们一边闲聊,一边哄笑,接着是一次法国军队的阅兵式:就是这时观众也不大关心。然后放映第三部分:威廉皇帝[37]在维也纳访问弗朗茨·约瑟夫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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