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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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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下子看见银幕上出现丑陋的维也纳西火车站,非常熟悉的站台,有几名警察在等候进站的列车,紧接着一声汽笛:年迈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检阅仪仗队,准备迎接他的客人。年老的皇帝在银幕上出现,有些勾背,步履略显蹒跚地从仪仗队前走过。图尔的观众对于这位长着白色络腮胡子的年迈苍苍的老爷子发出好心的笑声。银幕上列车徐徐进站,第一、第二、第三车厢,豪华车厢的门打开,下车的是威廉二世皇帝,他身着奥地利将军制服,八字胡的两端高高翘起。 就在威廉皇帝在银幕上出现的时候,在一片漆黑的放映厅里,完全自发地响起了刺耳的口哨声和跺脚声,大家都狂呼乱叫,猛吹口哨。男男女女和孩子们都发出嘲笑的声音,就仿佛有人侮辱了他们自己一样。图尔的这些性情温和的人们,对于惊恐和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报上登载的消息,一时间都像疯了似的。我大吃一惊,惊恐一直深入我的内心深处,因为我感觉到,长年累月进行的仇恨宣传已把人们毒化到什么程度。 甚至在这儿,在一座外省小城里,善良轻信的市民和士兵,已被煽动刺激到如此仇恨德国皇帝、仇恨德国的程度:只在银幕上匆匆忙忙地现出一张照片,就会驱使他们仇恨发作。只是一秒钟,仅仅只有一秒钟。等到其它的图像又显现出来,一切全都忘得干干净净。接着放映的是一段滑稽影片,观众笑得前仰后合,高兴得把膝盖打得山响。就只有一秒钟,可是这一秒钟让我看到,在发生严峻危机的瞬间,边界这边和那边的两国人民,都会多么容易地就给煽动起来,尽管作过各式各样互相谅解的企图,尽管我们自己也作了努力。 整个晚上我的情绪都恶劣已极,无法入睡。倘若这事在巴黎发生,也会同样使我不安,但是不会使我这样震惊。但是这种仇恨情绪竟然会一直深入到外省,一直深入到性格温和、天真烂漫的老百姓身上,这使我不寒而栗。 过了几天,我把这个插曲告诉了我的朋友们,他们大多数都没把这事当真:“我们法国人大肆嘲笑肥胖的女王维多利亚,可是两年后,我们和英国缔结同盟。你不了解法国人,政治不会深入到法国人的心里。”只有罗曼·罗兰看法不同:“老百姓越天真,越容易上人家的当。自从波安卡累[38]当选之后,情况很糟。他到圣彼得堡去,可不是去休闲娱乐的。”我和罗兰还长时间地谈论夏天要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罗兰也比别人更持怀疑态度:“一旦贴出总动员令,又有多少人还能坚持得住,谁知道呢?我们身处一个群众感觉的时代,群众歇斯底里的时代,它的力量,在战争情况下,还很难估量。” 但是,我已经说过了,这种忧心忡忡的瞬息犹如风中蛛网,迅速飞散。我们虽说有时想到战争,但也只不过像偶尔想到死亡一样——虽说是件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极可能还远在天边。在那些日子里,巴黎实在太美,而我们自己也太年轻、太幸福。我现在还回忆起儒勒·罗曼想出来嘲笑那位“诗坛王子”的令人着迷的滑稽剧,这是一个头脑有点简单的家伙,希望加冕成为“思想者中的王子”,让大学生庄严隆重地把他带到先贤祠前罗丹的那尊雕像前去。 晚上我们像小学生似的在滑稽嘲讽的宴会上疯疯癫癫地闹腾一气。树木吐出新绿,空气甘冽清新,谁愿意面对这么多赏心悦目的景物,去想那么难以想象的事情?在这陌生的国度里,朋友比以往更多,旧友之外,又添新交。城市比以往更加无忧无虑,人们自己无忧无虑,也爱上了城市的无忧无虑。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我陪伴维尔哈仑前往卢昂,他要在那里作一次讲座。 夜里我们站在大教堂前,教堂的尖顶在月光中闪出魔幻似的亮光,——这种优美的奇迹只属于一个“祖国”,不属于我们大家吗?在卢昂的火车站,我们互相告别。在这同一个火车站,两年后,他被他自己歌颂的机器碾成碎片[39]。他拥抱我,“在八月一日,到佳郁吉毕克我家里再见!”我答应他,因为我每年都要去拜访他的这所乡居,和他携手翻译他新的诗作,为什么这一年就不去呢?我无忧无虑地和其他朋友们告别,和巴黎随随便便地、毫不伤感地告别,就像离开自己的家,出门几周而已。 我此后几个月的计划一清二楚,此刻在奥地利,在乡间什么地方,离群索居加紧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年之后才得以问世),从而完成《三大师》,这本书通过三位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家,分别表现了三个伟大的民族。然后去看望维尔哈仑,也许在冬天就进行一次计划已久的俄罗斯之行,在那里为我们精神上的相互谅解组织一个小组。在我三十二岁这一年,一切都平坦顺利,光明靓丽地展现在我眼前;世界在这阳光灿烂的夏天展现得美轮美奂,光鲜宜人,犹如一枚美味绝伦的佳果。我爱这世界,由于它的现代,更由于它的灿烂辉煌的未来。 可是在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响起了那声枪响。这声枪响,在一秒钟之间把安全稳定、具有独创性的理性世界,像口空无一物的陶制大缸似的击成无数碎片,而我们就是在这个世界里受到教育长大成人安家落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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