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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


  我观察着他的形象,心里有些忐忑不安。他个子很高,身材修长,走起路来有些勾背,似乎坐在书桌旁的无数钟点压弯了他的脖子。他面容清癯,脸色极为苍白,看上去一脸病容。他说话声音很轻,就像他爱护自己的身体到了极点。他几乎从不散步,饭量很小,不抽烟不喝酒,避免使自己体力上使劲用力。但是我以后发现,这个苦行僧一样的身体里蕴藏着惊人的毅力。在他表面上的孱弱背后有着巨大的精神劳动的力量。

  他坐在他那堆满书籍纸张的小书桌旁,一写就是几个小时。他躺在床上看书,一看就是几个钟头,从不允许他那疲惫不堪的身体睡觉超过四五个小时。他唯一给予自己的放松和舒解乃是音乐,他钢琴弹得极好,指法轻柔地抚爱琴键,使我难忘,仿佛他不是敲击出音符,而只是想引诱出音响。我曾在最小范围内听过马克斯·雷格尔、布索尼[21]、布鲁诺·瓦尔特[22]的演奏,没有一个杰出演奏家曾给我这样亲密无间地和心爱的大师们直接交流的感觉。

  他的知识渊博得使人汗颜。他实际上是在阅读之中度日,掌握文学、哲学、历史,研究各个国家各个时代的各种问题。他熟悉音乐中的每个节拍,即便是戛卢彼[23]、台勒曼[24]和六七流的音乐家的偏僻至极的作品,他也知道。与此同时,他热情地参与当代发生的每个事件。在这个像僧舍一样的斗室里,世界就像在照相机的暗箱里一样映照出来。他享受了他那时代伟大人物人性的亲密交往,是勒南[25]的学生,在瓦格纳家当过客人,是饶勒斯的朋友,托尔斯泰曾经给他写过一封著名的信,此信可以作为人性的自白,完全可以和他的文学作品并列。

  在这里我感觉到一种人性的、道德的优越感,一种内在的自由而无傲气,自由作为坚强灵魂的独立行动的能力,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幸福感。我第一眼就看出,这个人在紧要关头会成为欧洲的良心,——时间证明我的判断无误。我和罗兰谈到《约翰·克里斯朵夫》,罗兰向我解释,他试图写这本书来尽三重义务:向音乐表示感谢,表明信奉欧洲统一,呼吁各国人民深思熟虑。他认为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要发挥作用,每个人从自己的位置出发,从自己的国家出发,用自己的语言发挥作用。

  他认为现在是提高警惕,越来越要警惕的时候。迫使人去仇恨别人的各种力量,根据其低下的天性,比那些主张和平的力量要更加狂暴,更具侵略性;在它们背后也存在着物质利益,这些利益本身也比我们的利益更无顾忌。显然,荒谬在起作用,抗击这种荒谬,甚至比我们的艺术更为重要。这个人对于尘世结构的腐朽衰败深感悲哀,我感到加倍的感人,此人在他全部作品里赞美艺术永生不朽。“艺术可以安慰我们,我们这些个别的人,”他回答我,“但是它反抗不过现实生活。”

  这是1913年,这是第一次对话,我从中认识到,我们的责任是不能毫无准备无所事事地面对一场欧战可能爆发的事实。罗曼·罗兰事先已经痛苦地加固了自己的灵魂,这在关键时刻比任何东西都更好地给予罗兰一种极为强大的道德上的优越感,优于其他所有的人。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我们同样已经作了一些事情。我翻译了许多东西,我让人注意到我们邻人当中的诗人。

  我在1912年陪同维尔哈仑进行了一次演说旅行,穿过整个德国。这次旅行变成一次象征性的德法友好盛举:在汉堡,维尔哈仑和德默尔公开拥抱,一个是最伟大的法语抒情诗人,另一位是伟大的德国抒情诗人。我为维尔哈仑的新剧赢得了莱因哈特来,我们大河两岸[26]的合作从来没像此时这样真诚亲切,这样强烈,这样感情冲动。在有些激情奔放的时刻,我们沉湎于这样一种幻觉:我们向全世界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指出了拯救的力量。但是世界很少关心这样的文学表现,世界走着自己糟糕透顶的道路。只听见屋梁上响起看不见的摩擦发出的一股触电似的哔哔剥剥的声音,时不时地跳出一粒火星。

  查伯尔恩事件[27],阿尔巴尼亚危机,一次很笨拙的访谈,每次都仅仅是一粒火星,但是每粒火星都可能使堆积如山的火药爆炸起来。我们在奥地利尤其感到,我们正置身于动乱地带的核心。1910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刚刚过了他的八十大寿。这位已经成为象征性人物的老人看来时间不会太长,一种神秘的感觉开始四下传播,影响着人们的情绪,皇上殡天之后,这个千年帝国分崩离析的过程看来难以阻止。

  帝国内部各民族之间相互对抗的压力日益增长,帝国之外,意大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德国,都等待着瓜分奥地利帝国。巴尔干战争、克虏伯和施耐德-克罗索互相对抗,在外国的“人身材料”上试验他们的大炮,就像日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西班牙内战[28]中试验他们的飞机一样。这场战争把我们越来越深地吸引到这激流飞瀑似的潮流之中,大家不时惊醒,但每次都大松一口气,“这一次还没事,但愿永远没事!”

  根据经验,把一个时代的历史事件予以重现,要比重新构造这一时代的心灵气氛容易千百倍。这种气氛不会在公开事件上打下痕迹,主要是留在许多细小的个人的插曲之中。我在这里要插入几件这样的插曲。老实说,我当时也根本不相信会打起仗来。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有两次是做白日梦时梦见过战争,每次都大吃一惊直跳起来。第一次发生在雷德尔[29]事件上,这一事件和历史上一切重要的有关背景的插曲一样,鲜为人知。

  雷德尔上校是最为错综复杂的间谍剧之一的主人公,我个人和这位上校只有点头之交。他和我住在同一个区里,只隔一条马路。我的朋友检察官T,在一家咖啡馆里介绍我和一位抽着雪茄、看上去很随和的先生相识,这就是雷德尔上校,从此我们就互打招呼。可是后来我才发现,我们在生活中被秘密团团围住,对我们近在咫尺的人都知之甚少。这位看上去平平常常的上校是储君的心腹,被委以重任,领导军事情报部门,破坏敌人的情报工作。突然透露出消息,1912年巴尔干战争危机时期,俄罗斯和奥地利都动员军队,互相对抗,奥地利军队的顶尖绝密文件“进军计划”被出卖给了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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