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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


  在德国,维尔弗[15]写出“世界朋友”,赋予世界各国亲密友善的提法以最强烈的抒情音调,勒内·希克勒[16]作为阿尔萨斯人,命中注定夹在德法两个民族之间,激情如炽地致力于民族之间的互相理解。G.A.波尔杰色[17]从意大利作为伙伴向我们表示问候,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斯拉夫国家传来热情鼓励。有位伟大的俄国作家写信给我:“你们到我们这儿来啊!让那些想驱赶我们去打仗的泛斯拉夫主义者看看,你们在奥地利的人并不愿意打仗。”唉,我们大家都热爱我们的时代,它用翅膀载着我们翱翔,我们都热爱欧洲!我们过于轻信理性,深信理性在最后关头会阻止这种疯狂的念头。这种轻信同时也是我们的过错。

  不错,我们没有怀着足够的怀疑来观察墙上的符号。但是真正的年轻人的意识不就在于不要疑神疑鬼,而要深信不疑吗?我们深信饶勒斯[18],深信社会主义国际,我们相信铁路工人宁可炸毁铁轨,也不让人家把他们的伙伴运到前线去当炮灰。我们指望妇女们会阻拦她们的儿子和丈夫去充当奉献给残暴火神的祭品。我们坚信在最后的性命攸关的时刻,欧洲会高奏凯歌,显示其精神和道德的力量。我们共同的理想主义,我们有赖于社会进步的乐观主义,使我们看不清我们共同面临的危险,藐视这个危险。

  另外,我们还缺少一个组织者,把潜伏在我们身上的力量,目标明确地团结起来。当时在我们当中只有独一无二的一个警示者,独一无二的具有远见卓识的高人;可是最奇怪的是,他就生活在我们中间,而我们对他却久久一无所知,对于这个命运安排来做我们领袖的人一无所知。对我而言,在最后时刻发现他实在是件举足轻重的幸事,因为很难发现他,因为他生活在巴黎市中,却远离“节场”。

  倘若有人要写一部忠实可靠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史,有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不可不注意。当时在巴黎的报纸上,一切想象得到的诗人和名人都得到吹捧,恰好没有提及三位最主要的作家,或者只在错误的场合提到他们的姓名。从1900年到1914年,我从来没有看到《费加罗报》和《晨报》提到瓦雷里的名字,马尔赛尔·普鲁斯特[19]被视为沙龙里的花花公子,罗曼·罗兰是个知识丰富的音乐学者;当第一缕荣誉的微弱光芒射到他们的姓名时,他们差不多都是五十岁,他们伟大的作品都是在这世上最为好奇最有智慧的城市里暗中创作的。

  我及时发现了罗曼·罗兰,这纯属偶然。佛罗伦萨的一位俄罗斯女雕塑家邀我喝茶,想让我看看她的作品,也想试图为我作一张速写。我四点钟准时登门拜访,忘记了她是位俄国人,根本不在乎时间,也不讲准时。一位老奶奶,听说当过这位女雕塑家母亲的保姆,把我带进她的工作室。室内可是乱得一塌糊涂,老奶奶叫我在那儿等候。总的说来,有四尊小型的雕像乱放在工作室里,我花了两分钟就看完了这几座雕像。

  于是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就随手抓起一本书,或者不如说抓起几本凌乱地放在那儿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名为《双周刊》(Cahier de la Quinzaine),我想起来,此前曾在巴黎听到过这个名字,可是谁会关注所有这些小型杂志,它们作为短命的理想主义的花朵在全国各地依次出现,又相继消失?我翻开一册,里面是罗曼·罗兰的《黎明》[20],便开始读了起来,越读越感到惊讶,越读越感兴趣。这位如此深知德国的法国人究竟是谁?呆了一会儿,我就对这个好样的俄国女人感激起来,感谢她不准时。等她最后走来,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位罗曼·罗兰是谁?”她也说不清楚,等我把其它几卷也都弄来(最后几卷还在写作之中),我就知道,这里终于有了一部著作,不是单独为个别的哪一个民族而写,而是为了各个民族及其相互友好。就是他,就是这个人,这位诗人,他把全部力量都投入到这项工程:认识到需要相亲相爱,真诚地坚持这种认识,怀着经受考验、经过提炼的正义感,坚信艺术具有使人团结的使命,并且因而深受鼓舞。

  我们在一些琐碎的小事上表现自己,精力分散;而他却静静地耐心地去从事工作,把各民族在最彰显各自最可爱的特点上面,团结起来。这是第一部在这里完成的有意识写出来的欧洲长篇小说,第一次向各民族友好相处发出的坚决的呼吁,有效的呼吁,比维尔哈仑的那些题目更为有效,比所有一切敕文和抗议更为有效,因为它直达更为广大的群众。我们大家无意识地期盼的东西,在这里,在寂静之中完成了。

  我到巴黎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听罗曼·罗兰。我想到了歌德的名言:“他已学成,可以教导我们。”我向朋友们问起罗曼·罗兰,维尔哈仑说他记得在社会主义的“人民剧院”上演过罗曼·罗兰的《群狼》一剧。巴扎尔杰特又听说过,罗曼·罗兰是位音乐理论家,写过一本关于贝多芬的小书;在国家图书馆的目录里我找到了十几本关于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的书籍,七八部剧本全都是在一些小出版社或《双周刊》上发表的,最后,为了和他建立联系,我把我的一本书寄给他。不久寄来回信,邀我去看他,从而开始了一段友谊,和我跟弗洛伊德、跟维尔哈仑的友谊并列,成为我一生中最有益处、有些时刻甚至是决定我人生道路的友谊。

  人生中值得纪念的日子,比平常的日子具有更强的亮度。所以我现在还非常清楚地回忆起我这第一次对罗曼·罗兰的拜访。靠近蒙帕纳斯大街的一幢很不显眼的房子,五道狭窄的盘旋的楼梯一直通到六层楼上,还在门口我就感到一种特别的宁静。大街上的喧嚣听上去只像是阵阵风声,在窗下掠过一座古老修道院的树木。

  罗兰为我打开房门,把我带进他那狭小的书房,里面堆满了书籍,一直堆到天花板上。他的蓝眼睛奇怪地闪闪发光,这是我曾经在一个人身上看到过的最清澈明净,同时又是最善良好心的眼睛。这双眼睛在谈话时从内心最深的感情里抽出色彩和火焰,在悲哀时变黑,犹如蒙上阴影;在沉思时似乎变得更加深邃,激动时熠熠生辉;两只瞳仁嵌在有些过度疲劳,念书过多,醒着的时间过长,因而发炎发红的眼睑当中,在健谈使人欣喜的状况中可以发出奇妙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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