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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因为在世上出现另外一种节奏,一年,现在一年之中会发生多少事情!一项发明追着另一项,一次发现接着另一次,而每个发明发现又飞快地变成大众的财富。只要事关公共利益,各国之间也第一次感到须要更加紧密地互相联合。当齐柏林飞艇[2]第一次升空飞行的那一天,我碰巧要到比利时去,途经斯特拉斯堡,在万众欢呼声中,飞艇绕着大教堂盘旋,似乎这飘浮空中的庞然大物要向这座千年之久的宏伟工程鞠躬致敬。

  晚上我在比利时维尔哈仑家得到消息,飞艇在艾希特丁根摔成碎片。维尔哈仑眼里噙满泪水,激动不已。他作为比利时人,对于德国人碰到的灾难并非无动于衷,而是作为欧洲人,作为我们时代的人,感觉到我们共同战胜自然的胜利和我们共同经受的考验。当布莱里阿[3]飞越英吉利海峡时,我们在维也纳也欢呼雀跃,仿佛他也是我们祖国的英雄。我们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不断取得的胜利使我们感到骄傲,我们欧洲人第一次产生集体联合的感情,一种欧洲的民族意识第一次油然而生。我们对自己说,这些国界,每架飞机都能儿戏似的轻而易举地越过,它们是多么无谓。

  这些关税壁垒,这些国境卫士,多么偏狭,多么小气,多么虚假,多么有违我们的时代精神。我们的时代精神明显地渴望彼此之间相互联系,普天之下建立兄弟情谊!这种感情的蓬勃高涨,直如飞机的迅猛发展一样奇妙无比;每一个没能在年轻时一同经历欧洲互相信任的最后几年的人,我都为他感到遗憾。因为我们四周的空气并未死寂,并非虚无,它带着时代的搏动和节奏,把这种节奏无意识地逼进我们的血液,深深地导入我们的心脏和头脑。在这些年,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从这时代普遍的迅猛发展吸进力量,从集体的信心中提升自己个人的信心。我们人总是忘恩负义的,也许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时代的潮流如何强烈,如何准确地承载着我们。但是只有经历了这世界信任时代的人,才知道以后的一切是向后倒退,是转晴为阴。

  这个充满力量的强健世界妙不可言,这股力量从欧洲的各个海岸向我们击来:但是我们没有料到,一切使我们幸福的东西,同时也是危险。当年席卷整个欧洲的骄傲和自信的风暴,也带来了层层乌云。也许蒸蒸日上过于迅猛,一些国家和城市过于匆忙地变得强盛有力,力量的感觉总要误导人和国家来使用或滥用力量。法兰西财富惊人,可是它还要求更多,还要一个殖民地,尽管它连占领旧日殖民地的人都没有。几乎因为摩洛哥的缘故而引发战端。

  意大利想要占领西瑞耐卡(Cyrenaica)[4],奥地利吞并了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又向土耳其用兵,而德国呢,暂时还保持局外,但是已举起利爪准备愤怒地一击。各个国家全都头脑充血,从内部团结统一的有益的意志开始,到处都同时散发出扩张的欲望,就像受到细菌的传染,法国的工业巨头施耐德-克罗索[5]赚得脑满肠肥,唆使大家反对德国工业巨头,而德国的工业巨头克虏伯[6]同样肥得流油,因为双方都希望得到更多的大炮的订单。汉堡的航运业拥有巨额红利,和南安普顿的航运对抗。

  匈牙利的农民对抗塞尔维亚的农民,一批康采恩反抗另一批康采恩——经济景气把他们大家无论是这边还是那边都弄成疯子,都贪得无厌,要求多了更多。倘若我们今天静静地思索一下,反问自己,为什么欧洲在1914年会打起仗来,找不到任何哪一个理性的理由,也找不到任何理由,既不是为了什么思想,也不为了什么小小的边境地区。我找不到别的解释,只能说是这种力量过剩,是这种内在的强大力量造成的悲剧性的后果。四十年和平蕴积起来的这种巨大的内在力量、渴求强暴地发泄出来。每个国家都突然感到自己强大无比,忘记了别的国家也有同感。每个国家都想要得到更多,都希望得自别国。

  最糟糕的是,恰好是我们最喜欢的那种感情欺骗了我们:我们共有的乐观主义。因为每个人都深信,在最后一刻,别人就会吓退;于是外交官们就开始大玩互相吓唬,互相忽悠的把戏。在阿加迪尔[7],在巴尔干地区,在阿尔巴尼亚[8],大家就四五次地处于这种游戏之中,但是大型联盟组织得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军事化。德国在和平时期征收起战争税;在法国,军中服役时间延长;最后,这过剩的力量非爆发出来不行。巴尔干半岛上的气象信号显示了浓重的战云从什么方向接近欧洲。

  不过人们还没有惊慌失措,但是已经忧心忡忡,惶惶不安。巴尔干半岛上传来阵阵枪响,我们总微微感到不甚自在。为什么?什么目的?我们都不知道,战争就真的要向我们袭来了,反对战争的力量慢慢地——我们今天知道,实在太慢,实在过于犹豫不决,——集中起来。社会主义政党,这边和那边的几百万人,在他们的纲领里否定战争。在教皇的领导下,一些强大的天主教组织和一些国际联合的康采恩,少数几位明白事理的政治家,坚决抵制那些地下进行的阴谋挑唆活动。

  我们这些作家也站在反战的行列里。当时总是个人行动,彼此孤立,而不是团结起来,意志坚决。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态度可惜都是消极观望,漠不关心,因为我们都有乐观主义的情绪,战争问题及其道义上的后果,压根就没有进入我们内心的视野之中,——那个时代,显赫人物的重要文章,没有一篇对这一问题进行过一次原则性的探讨或者激烈的警告。我们当时认为,只要我们具有欧洲思维,国际之间兄弟般的友好交往,只要我们在只有通过曲折道路才对一时的事件发生作用的领域里,超越语言和疆界的界限,把相互理解和精神上的亲切交往奉为理想,我们的作为也就足矣。恰好是这新一代人最为强烈地信奉这种欧洲理念。

  在巴黎,我发现有一批年轻人围在我的朋友巴扎尔杰特身边,他们和上一代人不同,坚决拒绝任何种类的狭隘民族主义和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儒勒·罗曼[9]便在战争中写了一首致欧洲的宏伟诗篇。乔治·杜阿梅尔[10]、查理·维尔德拉克[11]、杜尔丹[12]、勒内·阿克罗斯[13]、让·理查·布洛赫[14]先后在“修道院”和“自由的努力”两个社团中聚在一起,他们是一种未来欧洲人的热情洋溢的先驱者,就像在战争中的血与火的考验所显示的,坚定不移地反对任何军国主义——法兰西很少产生过比他们更勇敢,更有天才,道德上更加坚定的年轻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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