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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他的思想像强光一样刺眼,像水晶一样清澈,这使人感到不适,就像在他的房间里摆放着精致绝伦的家具,美丽绝顶的画幅。他的精神是架天才发明的仪器,他的住宅犹如一座博物馆。他在边区拥有的富有封建气派的路易丝王后的宫里,一切都井井有条,条理分明,干干净净,你怎么也暖和不起来。在他的思维中总有一些像玻璃一样透明的,因而是轻若无物的东西。我很少在别人身上像在他身上这样强烈地感到犹太人的悲剧性。尽管有许多明显的优越感,他总充满着深切不安和把握不定。

  我另外的一些朋友,例如维尔哈仑,埃伦·凯,巴扎尔杰特,没有他十分之一的聪明,没有他百分之一的渊博和洞悉世界的能力,但是他们稳稳地站在自己的位子上。而在拉特瑙身上,我总感到,他尽管聪明绝顶,无人企及,可是他脚下没有土地。他整个存在是一系列新的矛盾组成的一大矛盾。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到一切可以想象的权力,却不愿做他父亲的继承人,他身为商人,却想感到自己是个艺术家。他拥有千百万家私,却玩弄社会主义思想。

  他感到自己是犹太人,却一味侈谈基督。他的思维方式是国际性的,可他却崇拜普鲁士主义,他梦想有个人民的民主,可是每逢威廉皇帝接见和询问,他就受宠若惊。他目光犀利,看透了皇帝的弱点和虚荣,可并未因此而控制住自己的虚荣心。所以他一刻不停地办事,活动,也许只是一剂鸦片,借以掩饰自己内心的烦躁,消除他内心生活的孤独。1919年德国军队崩溃之后,最沉重的历史使命落到他的头上,要他使遍体鳞伤的国家从一片混乱之中重获得生命力,直到他挑起这一重担的时刻,他身上蕴藏着的无比强劲的原始力量凝结成一股统一的力量。他投入他的全部生命献给他唯一的理念:拯救欧洲,从而给自己创造了和他的天性与生俱来的宏伟。

  和拉特瑙的谈话,对我启迪良多,使我放眼远眺,这些谈话就其精神上的凝练和光泽,也许只有我和霍夫曼斯塔尔、瓦雷里和凯泽林伯爵[11]的谈话可以相比。我的视野从文学扩展到时事,除此之外,我还要感谢拉特瑙的是,他给了我最初的启示,走出欧洲。他对我说:“如果您只了解英伦三岛,您无法理解英国。如果您一次也没有离开过欧洲,您就无法理解我们这个大陆。您自由无羁,充分利用您的自由吧!文学是个奇妙的职业,因为从事这一行,匆忙是不合适的。要真正写出一本书,早一年晚一年无关紧要,您为什么不去印度和美洲一游?”他这随口说出的一句话,打到我的心里。我于是决定,立即遵从他的忠告。

  印度给我的印象比我设想的更为阴森可怕,更为令人压抑。看到那些瘦骨嶙峋的人,我大吃一惊。他们黑色的目光毫无欢乐,极为严肃。自然景色往往单调,令人发怵,尤其是等级和种族的严格区分,我在船上就已经有所领教。两个迷人的姑娘和我们同船旅行,她们长着乌黑的眼睛,身材苗条,极有教养,举止得体,神情谦虚,颇有帅气。第一天我就发现,她们远离人群,或者有道看不见的栅栏把她们远远隔开。

  她们从来也不在跳舞会上露面,也不参加我们的谈话,而是径自坐在一边,看英文或者法文书。一直到第二、第三天我才发现,不是这两个姑娘避免和英国社交圈子接触,而是其他人不愿和“混血儿”交往,尽管这两个迷人的姑娘是一位信奉拜火教的印度大商人和一位法国女子的女儿。在瑞士洛桑的寄宿学校里,在英国的结业淑女学堂[12]度过的两三年里,她们受到的完全是平等的待遇;可是在前往印度去的船上,立刻出现这种冷森森的、看不见的,但是依然同样残酷的社会排斥的形式。我第一次见到了这种种族纯洁狂的瘟疫,它比以往若干世纪流行的真正的瘟疫对我们这个世界而言,更加灾难深重。

  这初次邂逅,使我的目光从一开始就变得犀利无比。人们对欧洲人怀有一种敬畏之情,把他们视为一种白色的天神。由于我们自己的过错,这种敬畏业已消失。我享受这种敬畏,心里总感到有些羞愧。白人若长途旅行,譬如,攀登锡兰的亚当峰,必然会有十二至十四个仆人相随;若不是这样,就有失他的“尊严”。一想到,今后几十年,几百年必然会给这种荒谬的情况带来的变化和变动,我就感到毛骨悚然,摆脱不了不安的情绪。

  而我们舒舒服服地呆在欧洲,觉得非常安全,对于这种可能发生的变化,想也不敢去想。多亏有了这些观察,我看印度,就不像,譬如说皮埃尔·洛蒂[13]那样,在玫瑰红的光泽中看见一些“罗曼蒂克的东西”,而是看见了一种“警告”。在我这次意为内心教养的旅行中,给我收获最多的不是那些庄严巍峨的庙宇,历经风霜的宫殿,不是喜马拉雅山的景色,而是我结识的人。他们习惯于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另外一个世界,不同于在欧洲腹地,和一位作家相遇。

  当时人们更加精打细算,库克[14]的观光旅游还没有组织,谁若要旅行到欧洲以外的地方去,那他在他的等级之中,在他的地位上,几乎永远是一个另类。商人就不是一个目光狭窄的小商贩,而是个大商人,医生就是个真正的研究者,企业家就属于征服者一族,大胆无畏,慷慨洒脱,毫无顾忌,即便是作家,也是个在精神上更为好奇的人物。在旅途中这漫长的日日夜夜里,当时还没有无线电以闲聊来充满这漫长的时间,我就在和另外一种类型的人交往时,更多地学习触动我们世界的各种力量和各种紧张情绪,而不是从上百本书籍中去学习。和故乡形成的距离,也改变了我们内心的尺度。有些琐碎的小事,我过去过分在意,在我回国后,我又开始觉得小里小气,我再也不把我们欧洲视为我们宇宙永恒的轴心。

  我在印度之行中相遇的人们当中,有一个人对于我们时代的历史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往往视而不见。从加尔各答出发前往印度腹地,乘坐一艘内河船只,沿着伊洛瓦底江逆流而上。我每天都和卡尔·豪司霍弗尔[15]及其夫人一起呆上几个钟头。豪司霍弗尔是德国大使馆的武官,奉命调往日本。这位腰杆笔挺、身材瘦削的男子,脸上只见骨头,长着一只尖利的鹰钩鼻,让我立刻看出了德国参谋部军官与众不同的品质和内在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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