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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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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走出欧洲 是不是当年时间的流逝比现在更快,因为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事情,把我们的世界几百年来从表皮到内脏全都彻底改变?还是说,在第一次欧战前,我最后几年青少年的岁月,我之所以觉得模模糊糊,只是因为这几年是在有条不紊的工作中度过的缘故?我写作,我发表作品,我在德国和德国之外小有名气。我拥有拥护者——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更说明问题的是——我已经有了敌人;帝国一切重要的报纸为我敞开大门,我已经无需投稿,而是被人约稿。但是从我内心深处,我丝毫也没有沾沾自喜。 我深知,我在那些年里做的事情,写的作品,今天看来并不重要。我们当年所有的雄心壮志,我们所有的忧虑、失望和怨愤,今天看来都是小儿科,微不足道。岁月的流逝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倘若我在几年前开始动笔写这本书,我会详述和盖哈尔特·豪普特曼、阿图尔·施尼茨勒、贝尔-霍夫曼、德默尔、皮兰德娄、瓦色曼[1]、沙隆·阿施[2]和阿纳托尔·法朗士的谈话(最后的这个谈话,其实是一次欢快的谈话。 因为老先生整个下午尽跟我们讲些不太正经的故事,可是他讲的时候带着优越的一本正经的神气和难以描写的优雅气度)。我可以报导宏伟壮观的初演情景,古斯塔夫·马勒的第十(=第八)交响乐在慕尼黑、《玫瑰骑士》[3]在德累斯顿初演的情景,报导卡尔萨维娜[4]和尼金斯基[5]出演的情景;因为我兴致勃勃,生性好奇,成了许多文艺界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但是,凡和我们今日时代的问题不再有关的一切事情,按照我们更加严格的标准,都不算重要。今天在我看来,我青年时代把我的目光引向文学的那些人,远远不及把我目光引向现实的那些人重要。 这些人当中,首先有一位,在最具悲剧色彩的时代之一,得以掌握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在希特勒上台掌权前十一年,国家社会主义党人[6]第一枪射杀的便是此人:瓦尔特·拉特瑙[7]。我们的友谊联系建立得很早,是真心诚意的友谊,开始建立的方式殊为奇特。我衷心感谢那些首先扶助过我这十九岁青年的一些人,其中之一便是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8]。他的刊物《未来》,在威廉帝国的最后几十年起过决定性的作用。 俾斯麦很乐于把哈尔登用作传声筒或者避雷针,亲自把哈尔登推进政治。哈尔登使部长下台,使渥伦堡案件[9]爆炸,使皇宫每个礼拜遭到其它攻击、揭露而战栗;尽管如此,哈登堡的私人爱好乃是戏剧和文学。有一天在《未来》上刊登了一些箴言警句,用的假名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这些箴言写得特别聪明,而且语言凝练含蓄,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是这个刊物的经常撰稿人,便写信给哈尔登:“谁是这位新人?多年来我没有读到过如此精雕细刻的箴言。” 回信的不是哈尔登,而是另外一位先生,署名瓦尔特·拉特瑙。我从这封信,也从其他方面获悉,此人就是实力强大的柏林电力公司的董事长之子,自己也是一位巨商,大工业家,无数公司的监理会理事。他是一位新型的德意志(照让·保尔[10]的说法)“面向世界型”的商人。他非常亲切地写信向我致谢,说我的信是他发表了文学习作后收到的第一个反响。尽管他起码比我大十岁,他却坦率地向我承认他心情忐忑不安,不知道是否应该把他的一整本随想和箴言予以发表。 话说到底,他毕竟是个门外汉。迄今为止,他的全部活动都放在经济领域。我真心诚意地鼓励他,我们从此保持通信联系。在我下一次到达柏林时,我打电话给他。他回答时,声音有些迟疑:“啊,原来是您,多可惜,我明天一早六点就要启程到南非去……”我打断他:“那没有关系,我们就下次再见吧。”他慢慢地思索着,接着说道:“别价,您等等,……等一会儿……下午安排了会议……晚上我得到部里去,下面还有一次俱乐部的晚餐,……您能在十一点十五分到我这儿来吗?”我表示同意。我们一直聊到清晨两点,六点他出门远行。——我日后得知,他受德国皇帝的委托,前往西南非洲。 我之所以讲述这些细节,因为这清楚说明拉特瑙的性格特点。他忙得不可开交,可是总有时间在世界大战最艰难的日子里,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在他遇刺之前没几天,我还乘坐着他不久被人刺死时坐的那辆汽车,和他一起驶过同一条大街。他总是把他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排到每一分钟,可总是能够举重若轻地从一件事情转到另一件事情,因为他的脑子随时都在运转,是件无比精确转动迅速的仪器。 我在任何人身上都没看见过这样的仪器。他说话流利,仿佛是照一页看不见的稿子在念,可是每个句子都形象生动,清清楚楚,若把他的谈话速记下来,完全是篇立即可以付印的报告。他说法文、英文和意大利文,就像说德文一样的精准——他的记忆力从来不出毛病,谈任何题目都不需要特别准备。和他谈话,看见他沉静斟酌、洞察一切的就事论事的态度,会感到自己愚蠢,缺乏教养,忐忑不安,迷惘糊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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