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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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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前在维也纳自然有时也和军人有些交往,都是些亲切友好,讨人喜欢,甚至是性格欢快的年轻人,大多出身境况拮据的家庭,不得不穿上军装,试图担任军职取得最舒服的待遇。豪司霍弗尔相反,这点一下子就能感到,他出身于一个很有教养的富裕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发表了诗歌,我想是位大学教授吧。他受的教育也不限于军事,而是全面广博的教育。奉命实地考察日俄战争的战场,他和他太太便都努力学习日本语言和文学。 我由此又看到,每种科学,甚至军事科学,如果理解得宽泛些,必然超越狭隘的专业范围,要接触到其它一切学科。豪司霍弗尔在船上成天工作,用望远镜观看每个细节,记日记、写报告、查阅辞典。我很少看见他手里不拿着书的。作为一个仔细的观察员,他善于详尽描述;我在谈话中向他学到许多有关东方之谜的情况,回国后,和豪司霍弗尔一家保持友好的联系,我们经常通信,在萨尔茨堡和慕尼黑互相访问。由于身患严重的肺病,他在达沃斯或者阿罗萨养病一年。由于不任军职,转而从事学术;恢复健康后,他得以在世界大战时率领一支部队。德军崩溃后,我常常想到他,抱着很大的同情;我可以设想,几年来他退隐林下,暗中出力帮助建立德国的霸权地位,也许也帮助建设德国的战争机器。看到日本站在获胜的敌人一边,想必十分痛苦。他在日本可赢得了许多朋友。 不久证实,豪司霍弗尔是最早系统地、大规模地想到重建德国霸权地位的人之一。他出版了一份地缘政治学的杂志。我往往都是这样,对于这种新型运动含有的深层意义,我一开始并不理解。我真心诚意地认为,事情只不过是想窥探其他国家合作时各种力量的组合。我想是他第一个提出的各民族“生存空间”这个词,即便是这个词,我也只是按照斯本格勒[16]的意思理解为一种相对的能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动。 每个民族在时间的周期内依次开发出来。便是豪司霍弗尔的要求,要更加仔细地研究各民族各自独特的特性,建立一种科学性的常设指导机关,我也觉得完全正确。因为我认为,这种研究完全旨在服务于各民族相互接近的倾向,也许——我说不准——豪司霍弗尔原先的本意也绝不是政治目的。反正我兴致勃勃地阅读他的著作(话说回来,书中有一次还引用了我),丝毫不起疑心。我听到一切客观评论的人士都称赞他的讲座极富教益,很有启发,谁也没有控告他,说他的思想是在为一种新的霸权政策、侵略政策效劳,只是新瓶装旧酒,把古老的大德意志帝国的要求用新的形式,在意识形态方面予以说明。 可是有一天,我在慕尼黑偶尔提到了豪司霍弗尔的名字,有人就以不言而喻的语调说道:“啊,希特勒的那个朋友吧?”我听了简直惊讶到了极点,因为首先,豪司霍弗尔的太太就不是纯种[17],而他的几个(极有天才,讨人喜欢的)儿子就经不住纽伦堡犹太人法令[18]的审查;另外我也看不出在一个极有教养、思想开阔、博学多能的学者和一个以最狭隘最残暴意义上执着于德意志民粹的粗野的宣传鼓动家之间有任何直接的精神上联系的可能性。但是鲁道尔夫·赫斯[19]便是豪司霍弗尔的学生,他把这两人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了。 希特勒这人不大接受别人的意见,可是他从一起头就有一种本能,能够把一切有助于他达到个人目的的东西全都据为己有;因此地缘政治学对他而言,就完全可以溶入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为此政策所用。他充分利用地缘政治学,使之为他的目的服务。国家社会主义的本事就是把它明目张胆的自私自利的强权本能用意识形态和虚假道德来加以掩饰。有了“生存空间”这个概念,终于为其赤裸裸的侵略意志得到了一袭哲学外衣,通过这个概念的定义模糊不清,便变成了一个似乎使人不致困惑的口号。要是取得成功,可以为任何兼并、侵吞,哪怕是肆意专横的侵吞进行辩护。 于是我旧日的旅伴——我不知道是否分明知道,有意如此——对于希特勒的目标发生根本性的、对于世界而言灾难性的转变是有罪责的。希特勒的目标原先严格限制在民族性和种族纯净,现在通过“生存空间”的理论,蜕变成这样的口号:“今天属于我们的是德意志,明天是全世界。”这句话言简意赅,凭着文字固有的力量可以转化为行动,转变成灾难,和当年百科全书派强调“理性”的提法一样,最终转向反面,成为恐怖和群众情绪冲动。据我所知,豪司霍弗尔在纳粹党内从未占有过显著的地位,甚至也许从来就不是纳粹党员。 我绝不像今天的那些手指灵巧的新闻记者那样,把他视为妖魔似的“灰衣主教”,躲在后台,制订危险透顶的计划,交付元首付诸实施。但是,他的理论,比希特勒残暴已极的顾问们更加有意识无意识地把国家社会主义的侵略政策强劲地从狭隘的民族范围扩展到全球范围,这点毋庸置疑。只有等到后世,比我们这些同时代人拥有更详尽的文献资料才能对他的形象用正确的历史的尺度来予以衡量。 我这第一次越洋旅行之后不久,就进行第二次越洋旅行,前往美国。这一次也别无其他目的,只想见识一下世界,如果可能,也看一下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未来一角。我想,我真的成了极少数的几个作家之一,他们远渡重洋,不是为了获取金钱,或者像新闻记者那样销售美国之行的新闻,而是把对于新大陆的相当模糊不清的设想和现实情况进行对照。 我对美国的设想——我并不羞于说出来——是相当罗曼蒂克的。对我而言,美国就是瓦尔特·惠特曼,新的节奏,未来的世界大同之国;在我越洋过去之前,我又一次阅读了一下伟大的“伙伴”(Comerads)所写的气势狂野奔放犹如飞瀑急流一般奔腾涌流的长行诗句,然后我就怀着坦诚的兄弟般心胸开阔的感情踏上曼哈顿,毫无欧洲人通常怀有的那种倨傲之情。我还记得,我干的第一件事便是向饭店的门房打听瓦尔德·惠特曼的坟墓在哪里,我打算前去瞻仰。我的这个要求当然让那可怜的意大利人狼狈不堪,他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这个名字。 我得到的第一印象极为强烈,尽管纽约当时还没有今天那种令人心醉神迷的夜间美景。时代广场上还没有那种迷人的瀑布状的灯光效果,和这座城市如梦如幻的星空。入夜之后,千百万盏人造的星辰和天上真正的确确实实的星辰交相辉映。城市的景色和交通还缺少今天的这种宏伟壮观的规模,因为新的建筑学正尝试着建造出个别的高楼大厦还把握不住。商店的橱窗和装潢也刚在羞怯学步的阶段,预示着人们的品味发生令人吃惊的飞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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