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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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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之后,我得以把业已写完一半的草稿让凯因茨过目,里面有一段业已安排停当的咏叹调,凯因茨真的兴奋不已,热情高涨,他立即拿起我的手稿,把那段独白朗读了两遍,朗读第二遍时已经念得完美绝伦,令人难忘。他问我还需要多长时间?显然迫不及待。一个月吧。那棒极了!这就巧极了!他现在到德国去客座演出,要几个礼拜。等他回国后,立即开始排演,因为这个剧本已经属于宫廷剧院。然后他答应我,无论他到何处,都把这个剧本带上,作为保留节目。因为这个剧本就像手套一样适合他。“就像一只手套一样”,他一个劲地说这句话,一连三次,诚心诚意地和我握手。 显然他在出发之前就已经造了宫廷剧院的反,因为剧院经理亲自打电话给我,要我把这出还是草稿的独幕剧给他看,并且预先就接受了它。围绕着凯因茨的几个角色的台词早已分配给宫廷剧院的演员们。又一次没有特别费力,似乎就赢得了这场赌注最高的赌局:——赢得了宫廷剧院,我们城市的骄傲。在这宫廷剧院,当代最伟大的演员将和杜塞女士[22]一起,演出我的一部剧作:这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剧作家简直是过多的荣耀。现在只还存在一个危险,那就是,凯因茨看到剧本完篇之后,会改变主意,但这可真是多虑啊!总而言之,现在焦躁不耐的是我了。终于我在报上看到,约瑟夫·凯因茨已从国外客串演出回来。 出于礼貌,我等了两天,没在他回国后立即去拜访他。第三天我鼓足勇气,在他下榻的萨赫尔饭店,向那个和我很熟的年老门房递交我的名片:“我要见宫廷演员凯因茨先生!”老人越过他的夹鼻眼镜,不胜惊讶地望着我:“是吗,您还不知道吗,博士先生?”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今天一早就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这时我才知道:凯因茨客串演出归来,身染重病,在国外演出时,他忍受着剧烈疼痛,在一无所知的观众面前,富有英雄气概地最后一次扮演他的那些伟大的角色。 第二天他就因罹患癌症,动了手术。根据报上公布的病情公报,我们还壮起胆子,希望他能康复,我便到他病榻边去拜访他。他疲弱地躺在病床上,消瘦不堪,病容满面。一双黑眼睛显得比平时更大。我大吃一惊:在他那永远年轻、如此能说会道的嘴唇上第一次露出灰白的口髭,我看到面前是个垂死的老人,他忧伤地冲着我微笑:“亲爱的上帝还会让我演出我们的剧本吗?这会使我恢复健康。”可是几周之后,我们却伫立在他的灵柩前面。 大家可以理解,我继续留下来写作剧本,心里总感到不自在。我只要写完一出新剧,把它交给一家剧院,我总是忧心忡忡。德国两位最伟大的演员,都是最后试读了我的诗句之后逝世,使我变得迷信起来,我并不羞于承认这点。直到几年之后,我才重新振作起来,重新写作剧本。宫廷剧院经理阿尔弗莱德·贝尔格尔男爵,一位杰出的戏剧专家、吟诵的大师,立刻接受了我的剧本。 我简直胆战心惊地看了一下选拔出来的演员名单,不近情理地松了口气:“感谢上帝,名单上没有享有盛名的演员!”灾难不可能落在任何人身上。可是尽管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真是刚把灾祸从前门赶走,它又从后门溜了进来。我只想到演员,却没有想到剧院经理。贝尔格尔男爵准备亲自导演我的悲剧《海滨之屋》,并且已经草拟了导演计划。没有想到的是,阿尔弗莱德·贝尔格尔男爵,果不其然,开始初次排演前两周,便猝然去世。笼罩在我剧作之上的诅咒几乎还依然有效;即使在十多年后《耶利米》和《沃尔波纳》在世界大战后以各种语言搬上舞台,我心里依然不太踏实。 1931年,我的新剧本《穷人的羔羊》写完,我有意识地违反我的利益。我把剧本寄给我的朋友亚历山大·摩依西之后,有一天,我收到他的一份电报,要我在该剧初演时,把主角保留给他。摩依西把他故乡意大利语感性浓郁、优美悦耳的声调带到德国的舞台上来之前,德国舞台上还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声调。摩依西当时是约瑟夫·凯因茨唯一的伟大继承人。他的扮相令人着迷,为人聪明伶俐,朝气蓬勃,而且心地善良,易于迸发热情。每演一出戏,总把他个人的一些魅力倾注进去;我实在想不出有比他更理想的演员来扮演这个角色。可是他一向我提出这一建议,我立刻回忆起玛特科夫斯基和凯因茨。我便找个借口拒绝了摩依西,并没有向他透露真实原因。 我知道,他从凯因茨那里继承了所谓的伊夫兰[23]指环,这永远由德国最伟大的演员遗赠给自己最伟大的继承人。莫非他末了也会继承到凯因茨的命运?反正无论如何:我个人绝不想第三次把当代最伟大的德国演员推进灾难之中。于是我出于迷信,也出于对他的爱,放弃了我的剧本能得到完美演出的决定性的因素。然而即使我放了他,也并不能保护他,尽管我拒绝让他扮演这个角色,尽管我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新剧交给剧院上演。我还一直以为对别人的灾难没有一丝一毫的罪过。 我清楚意识到,我有正在讲述鬼怪故事的嫌疑。玛特科夫斯基和凯因茨之死,这可以用纯属不幸的偶然事件来进行解释。可是在他们之后的摩依西,又该怎么解释呢,我可是拒绝把这角色分配给他,而且此后我再也没有写出新的剧作?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若干年后——我在讲述我的编年史时,在这里是抢到时间的前面去了——1935年夏天,我毫无预感地在苏黎世突然收到亚历山大·摩依西从米兰发来的一份电报。为了见我,他特地在晚上到苏黎世来,请我务必等他。我心想,这可奇了。什么事让他这样急于见我,我又没有写出新的剧作。 几年来,我对戏剧界全然无动于衷,当然,不言而喻,我非常高兴地等他前来。因为我真的像兄弟一样地热爱这个热情真诚的朋友。他跳出车厢,向我直扑过来。我们按照意大利的方法热情拥抱,乘汽车离开火车站时,他就以他可爱的、焦躁不耐的心情告诉我,我能为他做什么事。他有事求我,有件大事求我帮忙。皮兰德娄[24]把新剧《他一无所知》(Non si sà mai)的初次公演交给他处理,以此向他表示特别的敬意。这不是在意大利的初次公演,而是一次世界性的初次公演——公演预定在维也纳举行,用德语演出。这还是第一次,这样享有盛名的一位意大利大师,把他的作品让外国优先上演,甚至压根儿就没有决心选定巴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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