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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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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型音乐在爱乐交响乐团的公开音乐会里还遭到严厉的贬抑,与此同时,他们又把我们的诗作拿去作为他们歌曲和合唱曲的歌词。另外一个,是当时社交界一位著名画家的儿子,他在上课时把我们的练习本都画满了,为我们班未来的天才们一一作画。但是更加强烈的是文学上所做的努力,通过互相激励,越来越迅速地臻于完善。通过对每首诗互相进行批评,我们在十七岁上达到的水平远远超过一些业余诗人的水平,个别人的成绩的确得到承认。 我们的作品不仅只有外省不知名的小报采用,新一代人的领袖刊物也予以采纳、付印,甚至支付稿酬——这可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我的一个同学PH.A,我把他当做天才一样崇拜,在极了不起的豪华杂志《潘神》的头版地位发表作品,极为显眼,和戴默尔[47]和里尔克并列。另一个同学A.M以“奥古斯特·欧勒尔”的笔名,敲开了《艺术之叶》这个刊物的大门。这是德语刊物中最难以企及,最具独创性的刊物,这份刊物只把斯台芬·格奥尔格保留给它那神圣的经过七次筛选的读者圈子。第三位受霍夫曼斯塔尔的鼓舞,写了一出拿破仑的戏。第四位写出了一种新式的审美理论和几首很有分量的十四行诗。而我自己的稿子则被现代派的主导报纸《社交界》和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48]的周刊《未来》所采用,这个周刊对新德国的政治、文化历史起决定性的作用。 今天我回顾往事,必须非常客观地承认,我们知识的总量,我们文学技巧的改善和我们的艺术水平,对于十七岁的少年而言,的确令人吃惊。只能通过霍夫曼斯塔尔的奇妙早熟给人作出的激励人心的榜样才能解释,他的榜样促使我们大家都鼓足了最大的劲头,这才使我们彼此能勉强适应我们之间的竞争。我们都掌握了语言的各种窍门、稀奇古怪和放肆大胆的表达方法。我们尝试过每种诗体的技巧,用无数诗句试验过,从品达[49]式的慷慨激昂到民歌式的自然淳朴的各种文体。 我们每天交换彼此的作品,互相指出最细小的不妥之处,对音韵的每个细节都进行讨论。我们善良的老师们还浑然不觉地用红笔把我们的课堂作文大肆批改,指出用错的标点符号,我们相互之间已经以高度的艺术知识极端严格、仔细认真在进行批评。我们大型日报的官方文学教皇没有一位在评论古典名著时像我们这样专业,这样严格,这样认真。便是那些官方任命的享有盛名的评论家们,在我们中学阶段的最后几年,我们也凭着我们的狂热激情,在专业评论阐述和修辞表达能力方面,远远超过他们。 对我们文学早熟所做的这一的确忠于现实的描绘,也许会引人产生这样的意见,仿佛我们是一个特别的神童班。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当年在维也纳,在我们邻近的十几所中学里,可以看到同样如痴如狂、同样天才早熟的现象。这并不偶然。在世纪转折时期,一种由城市的艺术土壤决定的特别有利的气氛,不问政治的时代,思想和文学新的方向交相辉映的形势,凡此种种,在我们身上通过化学变化和我们内在的创造意志相结合,这种创造意志几乎必然会在人生的这一阶段发生。 在青春期的年龄,其实每个年轻人都会有诗人的气质,或者产生诗人气质的动力,当然在大多情况下只像一阵轻飘的波浪。这种倾向,很少能熬过青年时代,因为它自己也仅仅是青年时代的放射物而已。我们班上的那五个演员,后来谁也没有成为真实舞台上的演员。《潘神》和《艺术之叶》[50]的诗人们在这令人惊叹的最初勃发之后,全都逐渐停止不前,成为老老实实的律师或者官员。 也许今天他们正怀着感伤的情绪或者自嘲的神情对他们当年的雄心壮志暗自发笑——我是他们当中唯一的一个,创作的激情始终不衰,成为整个一生的意义和核心所在。但是,想起那些同学的情谊,我是怀着多么感激之忱!这种友情给我多大的帮助!那些热烈的讨论,狂野的角逐,彼此欣赏和互相批评,使我的文笔和神经很早就得到锻炼,对这种精神宇宙进行了多少观察,多少展望,使我们大家精神飞升,凌驾于我们学校的荒芜和悲凉之上!“你这崇高艺术,有多少阴暗的时刻……”,每当舒伯特的这首不朽的歌曲响起,我就形象生动颇为真切地看见我们自己缩着肩膀,坐在我们可怜兮兮的板凳上,然后就看见我们在回家的路上眼睛发光,神采飞扬地批评着诗歌,朗诵着诗歌,热情奔放,完全忘记了时空给我们的束缚,真正“进入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艺术狂热的这样一种偏执癖,审美趣味这样过分强调到如此荒唐的程度,自然只可能以牺牲我们这个年龄正常的兴趣为代价。倘若我今天问我自己,我们的日子已经被学校上课时间和课外辅导时间所排满,我们什么时候还能找到时间来念这么多书,那我就明白了,大多是牺牲我们的睡眠时间和我们身体的活力来念书的。尽管我早上七点就得起床,我还从未在夜里一两点之前放下我手里的书本——当时养成的这个坏习惯,竟成了我终身的习惯:即使夜里再晚,我也要再看上一两个钟头的书。所以我想不起来,我曾经睡醒了或者梳洗整齐了去上课。 我总是在最后一分钟赶到学校去,一路上边跑边吃手里的黄油面包;我们尽管智力发达,全都长得干瘦干瘦,脸色发青,就像没成熟的青涩水果,衣服也都随随便便,不修边幅。因为我们的零花钱全都用来买戏票、音乐会票或者买书了。另一方面,我们一心只想让更高的机构看重我们,也不重视是否取悦于年轻的姑娘。 和年轻的女孩子一同散步,在我们看来纯属浪费时间。因为我们自以为智力过人,态度倨傲,从一开头就把女性视为智力较弱,不愿意和她们进行肤浅的谈话,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要让一个今天的年轻人理解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忽视甚至轻视一切体育活动,想必不是易事。当然在上世纪,体育的热潮还没有从美国传到我们大陆。我们这里还没有体育场,要是有个拳击手一拳打碎另一个人的下巴,不可能有成千上万个人在场上喧嚣鼓噪;各报还没有派出通讯员,以荷马式的高昂激情花上几栏篇幅来报导一场曲棍球赛。摔跤比赛,运动员协会,举重纪录在我们那个时代还被视为一种偏远郊区居民的事情,屠宰师傅和搬运工人才是它们真正的观众;充其量只有比较高雅的贵族气派的赛马运动,一年举行几次,把所谓的“上流社会”吸引到赛马场上,但吸引不了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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