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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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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维也纳人若没有艺术感,并对礼仪不感兴趣,就无法想象能进入所谓的“上流社会”,但是,即使在下层民众当中,最穷苦的人,从四外风景、人性欢快的气氛之中,也把某种对于美的本能吸收到他的生活中去。没有这种对文化的热爱,没有这种对人生最神圣的多余之物的既享受又审视的感觉,就不算是真正的维也纳人。 犹太人生活在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里,融合到这个民族之中,或者这个国家之中,对于这些犹太人而言,不仅是一种外在的保护措施,也是一种深沉的内心需要。他们渴望故乡,渴望宁静、休憩,渴望安全、渴望亲切,催逼他们热情洋溢地和周围的文化联系起来。除了十五世纪在西班牙之外——在任何一个国家,犹太人的这种与周边文化的联结也没有比在奥地利这样的联结更为成功,更为有益。两百多年来,犹太人聚居在这座皇城里,接触到一个逍遥自在、乐于和解的民族。 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似乎有些放荡不羁,其实心里对于精神的、美学的价值十分看重,对此怀有深刻的本能。犹太人在维也纳甚至还碰到更多的东西;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个人的任务。在上世纪,艺术的维护在奥地利失去了它旧有传统的护卫者和保护人:皇家和贵族。在十八世纪,玛利亚·特蕾西亚[31]还让她的女儿们在格鲁克的指导下学习音乐,约瑟夫二世[32]作为一个行家和莫扎特讨论他的歌剧。莱奥波尔德二世[33]自己就亲自动笔作曲,而后来的皇帝弗朗茨二世[34]、费迪南一世[35]对于艺术之道就毫无兴趣。我们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二世[36]活到八十高龄,除了军队官兵的花名册以外,就没读过或者拿起过一本书,甚至对音乐明确表示反感。 同样,显赫的贵族也放弃了他们从前艺术保护人的地位。埃斯特哈茨[37]家当年曾延请海顿住在他们府里。洛卜柯维茨、金斯基和瓦尔德斯坦因[38]三家争先恐后把他们的府邸供贝多芬的乐曲首次公演,图恩伯爵夫人跪倒在这个伟大的妖魔面前,求他不要把《菲德里奥序曲》从歌剧中抽出。这样光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瓦格纳[39]、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或者胡戈·沃尔夫[40],也不可能在这些显贵之家得到任何支持;为了让爱乐交响乐团的音乐会维持旧日的高水平,为了让画家、雕刻家能够谋求生路,市民阶级得出手相助。恰好是犹太资产阶级的自尊心和荣誉心,使他们站在第一线,努力维护维也纳文化,保持旧日的盛名和荣誉。他们从来就热爱这座城市,整个灵魂都倾注在这座城市里,但是只有通过对维也纳艺术的热爱,他们才感到自己有以此为故乡的权利,感到自己真正成了维也纳人。 在公众生活中,犹太人平时其实发挥的作用很小;皇室的光彩使每一个私人的财富都显得黯然失色。国家领导的高级职位都是世代相袭,外交界是为贵族保留的,军队和高官是为古老世家所保留的,犹太人连试也不想试一试,野心勃勃地冲进这些特权阶层的圈子里去。他们很有分寸感,把这些传统的特权视为不言而喻的事情;譬如,我记得我父亲一辈子都避免到萨赫尔饭店[41]去用餐,并不是为了节俭,因为这家饭店和其他大饭店价钱的差别也小得可笑,而是出于那种天生的敬鬼神而远之的自然的感觉:要他坐在一位施瓦尔德贝尔格亲王或者洛卜柯维茨亲王旁边的桌子上,他觉得不自在或者觉得不合适。 只有面对艺术,在维也纳,大家觉得有同样的权利,因为爱情和艺术在维也纳被认为是共同的义务。犹太资产阶级出资相助,赞助维也纳的文化发展所做的贡献难以估量。他们是真正的公众。他们坐满了剧院、音乐会,他们购买书籍、绘画,他们参观各种展览会,他们的理解力更加灵活,很少受到传统的羁绊,到处成为一切新鲜事物的促进者和先锋。十九世纪几乎所有的大型艺术收藏都是犹太人促成的,几乎所有的艺术尝试也只有通过犹太人才得以完成;没有犹太资产阶级不断表示兴趣予以促进,维也纳由于宫廷、贵族和信奉基督教的百万富翁的冷漠疏懒——他们宁可修建马厩,举行狩猎,也不促进艺术——维也纳在艺术方面就要落后于柏林,犹如奥地利在政治方面落后于德意志帝国一样。 谁要想在维也纳推行什么新鲜事物,谁若作为外客想在维也纳寻找理解,寻找公众,就得去找犹太资产阶级;在排犹主义盛行的时候,仅仅有一次有人设法建立一座所谓的“民族剧院”,可是既找不到作家,也找不到演员和观众;几个月之后,“民族剧院”的计划可怜巴巴地破灭。恰好在这一例子上第一次表示出来:全世界赞为十九世纪维也纳文化的东西,十分之九是一种被维也纳犹太人赞助、培养,或者甚至自己创造的文化。 因为恰好在最近几年,就像在西班牙同样悲剧性地沦落之前,——维也纳的犹太人在艺术创作方面变得非常多产,当然,并不是以一种特殊的犹太方式,而是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奇迹,让奥地利的、维也纳的特点得到最为积极的表现。高尔特马克[42],古斯塔夫·马勒和勋伯格[43]变成音乐方面最有独创性的具有国际声誉的人物。奥斯卡·施特劳斯[44]、莱奥·法尔[45]、卡尔曼[46]把华尔兹和轻歌剧的传统发展到一个崭新的辉煌阶段。霍夫曼斯塔尔[47]、阿图尔·施尼茨勒[48]、贝尔-霍夫曼[49]、彼得·阿尔滕贝尔格[50]使维也纳文学享誉欧洲,这是格里尔帕策[51]和施蒂夫特[52]未能达到的水平。索能塔尔、马克斯·莱因哈特[53]又重新使维也纳在全世界享有戏剧之城的荣誉,弗洛伊德[54]和科学界伟大的泰斗们把人们的视线引到著名的古老大学[55]——作为学者、杰出的演奏家、画家、导演和建筑家,作为新闻记者,他们到处在维也纳的精神生活中毫无争议地占有崇高和最高的位置。 由于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强烈的爱和他们适应环境的愿望,他们完全适应了维也纳的氛围,很高兴能为增加奥地利的荣誉而效劳;他们感到自己是奥地利的一员,这是在全世界面前完成的一项使命——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一再实话实说——欧洲、美洲在音乐、文学、戏剧和工艺美术中赞为重新复活的奥地利文化表现的一大部分,如果不说是绝大部分的成就都是维也纳犹太人做出的贡献,而犹太人在这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又达到了他们千百年来精神活动的最高成绩。 几百年来没有出路的知识能量,在这里和这有些疲弱的传统结合起来,使之得到滋养,起死回生,大大提高,以新的力量和不懈的活力使之重新生机蓬勃;一直要等以后几十年才能证明,有人试图使用暴力使这个城市民族化,外省化,这对维也纳是犯了什么样的罪行,维也纳这座城市的意义和文化恰好在于多元化的因素交汇相遇,在于精神的超民族性上。因为维也纳的天才——一种特殊的音乐的天才——从来就是把各个民族、各种语言的矛盾兼容并包吸收进来,使之和谐,它的文化便是西方各种文化的综合;谁若在那里生活、工作,就会感到不囿于偏狭,并毫无成见。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这里那样更容易成为欧洲人。我知道,我有一部分要归功于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在马可·奥勒留[56]时代就捍卫过罗马的精神,包罗万象的精神,我很早就学会热爱集体的思想,把它当作我心里的最高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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