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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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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基本态度是享受财富,丝毫也未改变。这就是拥有财富而不是显摆财富,即使当了百万富翁,我父亲从未吸过一支进口的雪茄烟,而是像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只吸廉价的弗吉尼亚雪茄烟那样,只吸普通的国产烟叶。若玩纸牌,赌注总是很小。他一生低调收敛,生活舒适,但不张扬,这一条始终不变。他弹得一手好钢琴,文章写得条理清楚,颇有文采,能说英文、法文——尽管他比他大多数的同行都更加体面,更有教养,他总是顽固地拒绝接受任何荣誉和荣誉席位,一生都不追求也不接受任何头衔,任何称号。作为大工业家,往往要被人授予各种荣誉,他都一概拒绝。他从来也不请求别人帮忙,也从不非说“请您”或者“谢谢”不可。这种隐秘的高傲,对他来说比一切外在的风光要重要得多。 每个人一生中都势所必然地要出现这样一段时间,在窥视自己的性格时,又会遇到他自己的父亲。我父亲生活中那种不愿抛头露面、倾向暗自匿名行事的特点在我身上也变得一年比一年更为强烈。尽管这和我的职业非常矛盾,我总要被迫在某种程度上把我的姓名和个人予以公开。但是出于一种相同的秘密的高傲,我也历来都拒绝接受任何外在形式的荣誉,不要勋章,不要称号,不在某个协会充当主席,从不充当一个科学院的院士,董事会的董事或者裁判会的委员;就是坐在欢庆宴会的席上我也觉得痛苦不堪,单单想到我要求某人什么而向他开口,——即使是为了第三者——我还没开口,就嘴唇发干,难以启齿。 我知道在一个通过计谋和逃避才能保持自由,就像歌德老爹非常睿智地所说“勋章和称号在互相倾轧之中可以使人免于受到打击”的世界里,我的这种心理障碍多么不合时宜。但是在我心里,我父亲和他隐秘的高傲,使我对这些荣誉退避三舍,我不能抗拒我的父亲,因为多亏我的父亲,也许我才感到我唯一安稳拥有的东西:内心自由的感觉。 我母亲娘家姓布列陶尔,和我父亲出身不同,更具有国际性。她是在意大利南部的安哥纳出生的,意大利语和德语都是她儿童时代的语言。每当我母亲和外婆或者我姨妈不想让仆人听懂她们的话,她就说起意大利语来。里索托(意大利的奶酪、鸡肉、洋葱做成的烩饭)或者在当时还很稀罕的美味洋蓟花蕾,和南方烹饪的其它特别菜肴,我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熟悉。以后我每次前往意大利,从第一时刻起就感到回到家里。 但是我母亲家并不是意大利人,而是有意识的国际化的家庭。布列陶尔家族原本拥有一家银行——按照犹太大银行家族的榜样,当然规模要小许多,——从瑞士边境上的一个小镇霍厄尼姆斯,早就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家族的成员有的前往圣·加仑,另外的人前往维也纳和巴黎。我的外公则前往意大利,我的一个舅舅前往纽约。这种国际性的联系,赋予他们一种更为出色的风采,视野更加开阔,也使他们具有某种家族的倨傲。在这家里已经不再有小商人、经纪人,只有银行家、经理、教授、律师和医生,每人都操几种语言。我记得在我巴黎的姨妈家吃饭时,随随便便地就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 这个家庭仔仔细细地维持着“自己的水平”,倘若有个比较穷困的亲戚家的少女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整个家庭的成员都设法筹集一笔可观的嫁妆,就为了防止她嫁到“下等”人家。我的父亲作为大企业家虽说受到尊敬,我母亲和他婚后的伉俪生活也极为美满,但是她却永远也不能容忍把我父亲的亲戚和她自己的亲戚相提并论。这种出身“优渥家庭”的傲气,在所有布列陶尔家的人身上都是消磨不掉的。多年后他们当中有个人想要对我表示特别的好感,以居高临下的口气对我说:“你其实是个真正的布列陶尔家的人”,就仿佛他想以此表示赞许:“你可是站在正确的一边了”。 有些犹太家庭为了使自己权力完美,给自己加上这种贵族气派,使我和我的哥哥当孩子时,时而感到逗乐,时而感到生气。我们总是听大人说,这些人是“高雅的”,那些人“不高雅”。每个朋友,他们都要追究,是不是出身“体面”人家,既要审查此人亲戚又要查他的财产的来历。这样不断的分门别类,其实是每次家庭谈话和社交谈话的主要题材。我和我哥哥当时觉得极端可笑,非常势利,因为归根结底所有的犹太家庭,都来自同一个犹太居住区,最多只不过早五十年或一百年的差别而已。很久以后我才弄明白,所谓“高雅”家庭这个概念,我们这些男孩觉得,完全是人为的假贵族制造出来的一出自相矛盾的闹剧,其实表现出了犹太特性的最为内在最为神秘的倾向之一。人们普遍认为,一个犹太人真正典型的人生目的乃是发财致富,这可是大错特错了。发财致富对他而言只是中间阶段,是达到真正目的的一种手段,而绝不是内在的目的。 犹太人真正的志向,他的固有的理想乃是提升到精神境界,进入到更高级的文化阶层。早在东方正统的犹太教里,整个种族的优缺点都表现得更加突出,在那里意志升向精神,对仅仅是物质的东西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表现得生动具体:在部落中,虔信的人,阐述圣经的学者远比富人受到千百倍的尊崇;即便是最有资产的人,也宁可把他的女儿下嫁给穷如乞丐的知识分子为妻,也不嫁给一个商人。 这种把知识置于最高地位的做法,在犹太人那里是一致的,遍及各个阶层;即便是贫穷已极背着货物顶风冒雨沿街兜售的小贩,也要设法至少让儿子去上大学,即使付出重大牺牲也在所不惜。要是家里有一个人,明显地可以算作知识分子,有个教授,有个学者,有位音乐家,都会看成是全家的荣誉称号,就仿佛他一个人的成绩使他家成为贵族。在犹太人身上,有种力量会无意识地试图摆脱这种粘在一切商业之上、一切生意之上的道德上的不大可靠,令人憎恶,小里小气,否定精神的特点,把自己提高到更纯净的、与金钱无关的知识领域中去,就仿佛他像——瓦格纳说的——想把他自己和他整个种族从金钱的魔咒中解救出来。 因此在犹太人那里,渴求财富的欲望在一个家庭的两代人充其量在三代人当中就此穷尽。恰好是最有势力的犹太王朝,他们的子弟不接掌父辈的银行和工厂、那些扩建的热气腾腾的企业。一位罗特希尔德[6]爵士是位禽鸟学家,一位瓦尔堡[7]成了艺术史家,一位卡西尔[8]成了哲学家,一位萨松[9]成了诗人,就绝非偶然。他们大家都服从于同样无意识的欲望,从束缚犹太人的桎梏当中挣脱出来,挣脱冷冰冰地只为挣钱这个目的,也许甚至还表现出逃进知识领域,就从纯粹犹太特性融入普通人性这一秘密渴望。 所以,一个“高雅的”家庭,不仅意味着它自己用这种称号加在自己身上的单纯的社会性;它意味着犹太人通过适应另一种文化,如果可能,适应一种普遍性的文化,把自己从犹太居民区强加于他们的一切缺陷、狭隘、小里小气之中解放出来或者开始解放出来。这种通过知识性职业的极度扩张遁入知识界,也成了犹太人的灾难,就像从前仅陷于物质利益一样的灾难。这当然是犹太人命运的永恒的自相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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