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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们早已把安稳一词当作怪影从我们的词汇中删除。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完全有理由讪笑那被理想主义弄得头晕目眩的一代人所拥有的这种乐观主义的妄想,认为人类科技的进步必然会无条件地带动人类道德的迅速提升,我们这些身处新世纪的人,学会不再让集体的暴行突然爆发使我们感到惊讶。我们等待着明天会比昨天带来更加卑鄙无耻的事情,对于人类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教育,抱更加怀疑的态度。我们不得不认为弗洛伊德说得有理,他在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当中只看到薄薄的一层,时刻会被阴曹地府的破坏性力量彻底颠覆。

  我们渐渐地不得不习惯于生活在一个脚下无底的状况之中,没有权利,没有自由,没有安全。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早已否定了我们父辈信奉的宗教,早已放弃了他们人性会迅速提升,持续提升的信念;我们这些受到残忍教化的人,面对着一场使我们在人道努力上一下子倒退上千年的灾难,觉得前辈那种过于匆忙的乐观主义,实在显得陈腐乏味。可是我们的父辈信奉的虽说只是妄想,和今天的口号相比,却是一种奇妙的高尚的妄想,更富人性,更为有益。

  我心里总有一些东西,尽管有了各种认识,经历了诸多失望,很神秘地不能完全和这种妄想彻底分裂。一个人在孩提时代,从时代的空气中吸收到自己血液中去的东西,是无法排除的。尽管每天有震耳欲聋的各式各样的宣传传进我的耳朵,尽管我自己和无数的命运相似的人们经受着各种屈辱和考验,我还是不能把我青年时代的信念完全加以否定,深信尽管如此,迟早总有一天又会形势逆转,否极泰来。我们今天在惊恐的深渊之中灵魂迷惘,残破不全地半似盲人地四下摸索,即使在这惊恐万状的深渊之中,我也会一而再地抬头仰望那些旧日的星辰,它们曾照亮我的童年时代,我以代代相传的信念来自我安慰。在永远不断向前的永恒的节奏之中,这样的倒退仅仅只是短短的一阵间歇。

  今天,强大的暴风骤雨早已把这些昔日的信念击成齑粉。我们终于知道,那个安稳的世界只是梦幻府邸。但是我的父母亲在那里生活过,就像住在一幢石砌的房屋里一样,从来没有狂风暴雨或者强劲气流侵入过他们温暖舒适的生活一次;当然,他们还拥有一种特别的避风墙:他们都是有钱人,逐渐富有起来,甚至变得极为富有,这点在那个时代非常可靠地防护了门窗和墙壁。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我看来,是典型的所谓的“富裕的犹太市民阶级”的生活。这个阶级对维也纳的文化赋予特别的关注,为此得到的酬报却是遭到彻底消灭。我在讲述他们从容安详无声无息的生活时,其实像在诉说一些非个人的事情:像我父母亲这样在维也纳生活的、在那个各种价值得到保证的世纪,不下一万或者两万个家庭。

  我父亲的家庭来自摩拉维亚[2],在那些乡下的小地方,犹太部族和当地的农民和小市民阶层,相处得十分融洽,所以这些犹太人丝毫没有受到压制的感觉,另一方面也没有加里西亚[3]犹太人、东方犹太人所有的那种灵活机变,急于奋进的焦躁不耐的情绪。乡村生活使他们强壮有力,他们安稳平静地走着自己的道路,就像他们故乡的农民走在自己的田地上。他们很早就摆脱了东正教的教义,是时代的宗教“进步”的狂热信徒。

  在自由主义的政治时代,他们向国会派出最受敬重的议员。当他们离开故乡,迁居维也纳时,他们以令人惊讶的速度适应了京城更高的文化氛围。他们个人的发迹与时代普遍的繁荣有机地结合起来。便是在过渡的这一形式上,我们这个家庭也完全可以算是典型。我的祖父推销手工业工场的产品。然后在上世纪[4]下半叶,奥地利开始出现工业繁荣期。英国进口的织布机和纺纱机通过合理化改革,和旧日惯用的手工纺织相比,成本大大降低。

  凭着他们商业上的观察力,他们在国际上的广阔视野,犹太商人在奥地利率先认识到工业生产彻底改造的益处。他们大多以少量资本把那些迅速应运而生的、起先只用水力为动力的工厂创办起来,这些工厂逐渐扩大成为强大的控制整个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的波希米亚[5]纺织工业。我的祖父是早先那个时期的典型代表,只向中间商提供制成的产品。我父亲却坚定地迈入新时代,在他三十三岁时,在北波希米亚创办了一家小型的纺织厂,以后几年,缓缓地小心谨慎地把这小厂扩建成为一家极为可观的企业。

  尽管繁荣景象有利而且诱人,这种小心翼翼的发展方式,完全符合时代精神,另外特别符合我父亲收敛内涵、绝不贪婪的本性,他吸收了他那时代的信条“安稳第一”;他觉得用自己的资本拥有一家“结实的”——这也是那个时代爱用的一个词——企业,对他来说,比用银行信贷或者抵押贷款扩大成规模宏大的企业要重要得多。他一生引以自豪的是,从来没有在借据上、汇票上签过自己的名字。他在银行里始终处于贷方地位——不言而喻,是那些最稳当的银行,罗特希尔德银行,信贷银行。

  任何成绩,只要稍带最为微小的冒险的阴影,他都反感。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做过一笔来路不明的买卖。等他尽管如此渐渐富有起来,并且越来越富,那这绝不是归功于冒险投机或者具有远见卓识的经营方法,而是归功于他适应了那个小心翼翼的时代的普遍采用的方法,总是只花掉他收入的极小部分。这样,就一年年把越来越可观的一笔钱投进他的资本,就像他那时代大多数人一样,我父亲也会把花掉一半收入而不思考未来——这在那安稳的年代也是常用的一个字——的人,视为很成问题的挥霍成性之徒。在那个逐渐繁荣起来的时代,国家并不想从老百姓极为壮观的收入当中,除了百分之几的税收之外,扣除更多钱财。另一方面,国家和工业的证券又会带来很高的利息。

  在这种时代,对于有钱人而言,把赢利贮存起来,越变越富,其实只是一种保守的生财之道。这种生财之道得到报偿:那时候还不像在通货膨胀时期,省吃俭用的人遭到掠夺,殷实稳重的人受到盘剥。那时候,最有耐性的人,不搞投机倒把的人获利最多。我的父亲由于适应他那时代普遍的制度,在五十岁上,即使是根据国际惯用的概念来衡量,也可以算是一个颇有资产的富翁。可是我们家的生活方式,却只是很缓慢地跟上我们家财富的越来越迅速的增长,我们家的生活条件渐渐地变得舒适一些。我们从一套小的住宅,搬进一套较大的住宅。春天下午,租用一辆出租马车,旅行时乘坐带卧车的二等车厢。一直到他五十岁时,我父亲才第一次奢侈一番,冬天和我母亲一起到尼斯去度假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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