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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现象学的。 昆:这个形容词不差,但我不允许自己用它。我太害怕那些认为艺术只是哲学和理论思潮衍生物的教授了。小说在弗洛伊德之前就知道了无意识,在马克思之前就知道了阶级斗争,它在现象学家之前就实践了现象学(对人类处境本质的探寻)。在不认识任何现象学家的普鲁斯特那里,有着多么美妙的“现象学描写”! 萨:我们来概括一下。把握自我有许多方法。首先,是通过行动。然后,是在内心生活中。而您则确信:自我是由其存在问题的本质所决定的。这一态度在您那里有着许多后果。比如,您致力于理解各种处境的本质,所以让您觉得所有的描写技巧都已过时。您几乎从来不讲您人物的外表。而且,由于您对心理动机的探寻不如对处境的分析那么感兴趣,您对您人物的过去也不肯多费笔墨。叙述过于抽象的一面是否会使您的人物变得不那么生动? 昆:您试试拿这个问题去问一问卡夫卡或穆齐尔。而且真有人向穆齐尔问过这个问题。甚至一些非常有文化的人都批评他不是一位真正的小说家。瓦尔特·本雅明欣赏他的智慧但不欣赏他的艺术。爱德华·罗蒂提[11]认为他的人物没有生命力,并劝他以普鲁斯特为学习榜样。他说,跟狄奥蒂姆相比,维尔迪兰夫人是多么生动、真实!确实,悠久的心理写实主义传统创立了几个几乎不可打破的程式:其一,必须为一个人物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包括他的外表、他的说话方式以及行为方式;其二,必须让人知道一个人物的过去,因为其中隐藏着他现时行为的所有动机;其三,人物必须具备完全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作者与他自身的想法必须消失,不去干扰读者,因为读者愿意相信幻觉,并把虚构当作现实。穆齐尔打破了小说与读者间的古老契约。而且别的小说家也跟他一样做了。对布洛赫笔下最伟大的人物埃施的外表,我们知道什么?什么也不知道,除了一点,他的牙齿很大。我们对K或者帅克的童年又知道什么?而且无论是穆齐尔、布洛赫,还是贡布罗维奇,都不觉得通过思想而在小说中出现有丝毫不妥。人物不是一个对真人的模仿,它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人,一个实验性的自我。小说于是回到了它的开始。堂吉诃德作为活生生的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我们的记忆中,有哪一个人物比他更生动?请不要误解,我并非瞧不起读者,瞧不起读者让自己被小说的想象世界带着走,将之时时与现实混淆起来的愿望,这一愿望虽然天真,却是合理的。但我认为这样做并非一定要运用心理写实主义的技巧不可。我最初读《城堡》的时候是十四岁。在同一时期,我崇拜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位冰球高手。我想象中的K就是他那个样子。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看K的。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读者的想象会自动地补充作者的想象。托马斯是金发还是棕发?他父亲是富人还是穷人?您可以自己选择! 萨:可您并不总是遵循这一规则: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假如说托马斯几乎没有任何过去,特蕾莎可是有她的童年的,而且还有她母亲的童年! 昆:在小说中,您可以读到这样一句话:“她的生命也只是她母亲生命的延续,有点像台球的移动,不过是台球手的胳膊所做的动作的延续。”我提到了母亲,并非是要排列出一系列关于特蕾莎的资讯,而是因为母亲是她的主要主题,因为特蕾莎是“她母亲生命的延续”,并因此而感到痛苦。我们也知道她的乳房不大,“乳头周围太大太深的乳晕”,仿佛它们是“乡村画家应饥不择食者的要求画出来的淫画”。这一资讯也是必要的,因为身体是特蕾莎的另一个重要主题。相反,关于她的丈夫托马斯,我丝毫没有谈及他的童年、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家庭,他的身体与他的脸对我们来说完全陌生,因为他的存在问题的本质扎根于别的主题之中。这一资讯的缺乏并不使他不够“生动”,因为让一个人物“生动”意味着:挖掘他的存在问题。这就意味着:挖掘一些处境、一些动机,甚至一些构成他的词语。而非任何其他别的。 萨:您的小说观可以定义为关于存在的一种诗意思考。然而您的小说并不总是这样被理解的。在里面可以找到许多政治事件,从而引发一种社会学、历史学或意识形态的阐释。您如何调和您对社会历史的兴趣跟您认为小说应当首先探索存在之谜的信念? 昆:海德格尔有一个极其著名的说法,指出了存在的特点:世界中的存在(in-der-Welt-sein)。人跟世界的关系不像主体跟客体、眼睛与画幅的关系,甚至都不像一个演员跟舞台布景的关系。人与世界连在一起,就像蜗牛与它的壳:世界是人的一部分,世界是人的状态。随着世界的变化,存在(世界中的存在)也在变化。自巴尔扎克始,我们的存在的“世界”具有历史性特点,人物的生活处在一个充满了日期的时光空间内。之后的小说再也无法摆脱巴尔扎克的这一遗产。即使是编造了许多异想天开、不可思议的故事,打破了所有真实性原则的贡布罗维奇也无法逃避。他的小说处于一个日期标得分明的时间内,具有极大的历史性。但不能混淆两件事情:一方面是审视人类存在的历史范畴的小说,另一方面是表现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小说,是对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的描述,是一种小说化的历史记录。您一定知道所有那些关于法国大革命,关于玛丽王后,或者关于一九一四年战争,关于苏联的集体化进程(不管是持赞成还是反对态度),还有关于一九八四年的小说。所有那些,都是一些大众化的小说,通过小说语言表现一种非小说的知识。而我将不遗余力地重复,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是说出唯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 萨:但小说关于历史能说出什么特别的呢?或者说:您处理历史的方式是什么? 昆:以下是我的几个原则。首先:所有的历史背景都以最大限度的简约来处理。我对待历史的态度,就像是一位美工用几件情节上必不可少的物件来布置一个抽象的舞台。 第二个原则:在历史背景中,我只采用那些为我的人物营造出一个能显示出他们的存在处境的背景。比如:在《玩笑》中,路德维克看到他所有的朋友与同事都举起手来,轻而易举地表决赞成将他开除出学校,从而彻底地改变他的生活。他确信,如果需要,他们也会同样轻而易举地表决赞成将他处以绞刑。于是他对人的定义就是:一个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将他的邻人推向死亡的生灵。路德维克这种根本性的人类学体验因此是有一些历史根源的,但对历史本身的描写(党的作用,恐怖的政治根源,社会机构的组织,等等)并不让我感兴趣,您在小说中找不到这些东西。 第三个原则:历史记录写的是社会的历史,而非人的历史。所以我的小说讲的那些历史事件经常是被历史记录所遗忘了的。比如,在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被俄国人侵占之后几年内,在对民众施行高压恐怖之前,官方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灭狗行动。这一历史片断被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完全忘却了,而且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但它具有极高的人类学意义!我仅仅通过这一历史片断就暗示出了《告别圆舞曲》的历史氛围。另举一个例子:在《生活在别处》的决定性时刻,历史以一条不雅观、难看的短裤的形式介入,在当时找不出一条同样的短裤来:雅罗米尔面对着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情色机会,由于害怕被看到穿着短裤而显得可笑,不敢脱衣服而选择了逃跑。不雅观!这也是一个被遗忘了的历史背景,但对一个被迫生活在极权体制下的人来说,是多么重要。 但最深入的是第四个原则:不光历史背景必须为一个小说人物创造出新的存在处境,而且历史本身必须作为存在处境来理解,来分析。比如: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在被俄罗斯军队逮捕,绑架、关入监狱、威胁,迫不得已跟勃列日涅夫交涉之后,回到了布拉格。他在广播上讲话,可他说不出话来,他喘着气,在话与话之间作出长长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停顿。这一历史片断(其实这一片断完全被人遗忘了,因为在两个小时之后,广播电台的技术人员被迫剪掉了他讲话中那些艰难的停顿)向我表明的就是软弱,作为存在的一个非常普遍的范畴的软弱:“面对强力,人总是软弱的,即使拥有杜布切克那样健壮的身体。”特蕾莎无法忍受这一软弱的场面,它让她厌恶,让她感到羞耻,于是她更愿意侨居他乡。但面对托马斯的不忠,她就像是杜布切克面对勃列日涅夫:手无寸铁、软弱不堪。而您已经知道了什么是眩晕:就是沉醉于自身的软弱,是无法遏止的坠落的欲望。特蕾莎突然间明白了“她属于那些弱者,属于弱者的阵营,属于弱者的国家。她应该忠于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弱者,因为他们弱得说话都透不过气来”。沉醉于软弱中的她离开托马斯,回到了布拉格,那个“弱者的城市”。历史环境在这里并非一个各种人类处境在它前面展开的背景,而是本身就构成一个人类处境,一个扩大化的存在处境。 同样,布拉格之春在《笑忘录》中,不是以它的政治、历史、社会范畴,而是作为根本的存在处境之一来描绘的。人(一代人)在行动(进行一场革命),但他的行动让他无法把握,不再服从他(革命在施虐,屠杀,破坏),于是他竭尽全力去弥补,想控制住这一不再听话的行动(一代人发起了一场对立的、改革的运动)而终究无济于事。行动一旦失控,永远无法弥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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