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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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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这让我们想到您在开头说的宿命论者雅克的处境。 昆:但这一回,涉及的是一个集体的、历史的处境。 萨:要理解您的小说,了解捷克的历史重要吗? 昆:不,所有必须了解的,小说本身已经说了。 萨:对小说的阅读无需任何历史知识? 昆:有欧洲历史呀。从公元一千年到今天,欧洲历史都只是共同的、唯一的历史。我们属于这一历史,我们所有的行动,不管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只有在与欧洲历史相联系的时候才显示出它们决定性的意义。我可以不知道西班牙的历史而理解《堂吉诃德》。但我如果对欧洲历史进程没有一个哪怕是笼统的了解,比如它的骑士时代,它的艳情风俗,它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过渡,就无法理解。 萨:在《生活在别处》中,雅罗米尔一生的每一阶段都跟兰波、济慈、莱蒙托夫等人的生平片段相对照。布拉格的五一游行则跟巴黎一九六八年五月的学潮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您为您小说中的主人公创造了一个包括全欧洲在内的巨大舞台。然而,您的小说发生在布拉格。它尤其表现一九四八年捷共上台之后的情况。 昆:对我来说,这部小说描绘的是欧洲革命,是欧洲革命的缩影。 萨:这一事变是欧洲革命?那是从莫斯科引进的? 昆:不管多么不真实,这一事变是被当作一场革命来经历的。它的逻辑,它造成的幻觉,它引起的反应,它的行为,它的罪行,今天都让我感到它是对欧洲革命传统的一个滑稽模仿,一个缩影。就像是欧洲革命时代的延续与可笑的终止。正如小说主人公雅罗米尔作为雨果和兰波的“延续”,是欧洲诗歌可笑的终止一样。在一个民间艺术正在消失的时代,雅洛斯拉夫在《玩笑》中将民间艺术的千年历史延续了下去。在《好笑的爱》中的哈威尔医生是唐璜主义已不再可能的时代中的一个唐璜。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弗兰茨是欧洲左翼伟大的进军最后的忧郁回声。而在波希米亚一个偏远村庄里的特蕾莎不光远离了她国家的整个公共生活,而且远离了“人类的道路,而人类,‘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在这条路上继续向前走”。所有这些人物不光终止了他们个人的历史,而且还终止了超越于个人之上的欧洲境遇的历史。 萨:也就是说您的小说处于被您称为“终极悖论时期”的现代的最后一幕。 昆:可以这么讲。但我们要避开一种误解。我在写《好笑的爱》中哈威尔的故事时,我并不是想讲一个唐璜式的冒险已终止了的时代中的唐璜。我写了一个我认为好笑的故事。就是这样。所有这些关于“终极悖论”等等的思考并没有先于我的小说,而是出自我的小说。是在写《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时候,受到我那些一个个都以某种方式从世界中脱离出来的人物的启发,我才想到笛卡儿那句著名论断(“人是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命运。在科学与技术领域实现了许多奇迹之后,这个“主人和所有者”突然意识到他并不拥有任何东西,既非大自然的主人(大自然渐渐撤离地球),也非历史的主人(他把握不了历史),也非他自己的主人(他被灵魂中那些非理性力量引导着)。可是,既然上帝走了,既然人也不再是主人,那么谁是主人?地球在没有任何主人的情况下在虚空中前进。这就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萨:可是,认为当今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是所有时代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时代,是不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幻想?欧洲已多少次以为自己到了终结的时候,到了末日! 昆:在所有的“终极悖论”中,还可以加上“终结”本身这一悖论。当一个现象遥遥地宣告它即将消失的时候,我们会有许多人知道这一点,而且还可能对此感到惋惜、痛心。但当垂死阶段终结,我们的眼光已经在看着别处了。死亡是看不到的。在人的脑子里,河流、夜莺和穿过草地的小径已经消失有些时候了。没有人需要它们了。当明天大自然从地球上消失时,又有谁会觉察到?奥克塔维奥·帕斯[12]、勒内·夏尔[13]的追随者在哪里?伟大的诗人在哪里?是他们消失了呢,还是他们的声音再也无法听到?不管怎样,这是我们欧洲的一大变化。在此以前,一个没有诗人的欧洲是不可想象的。可既然人失去了对诗的需要,他还能觉察到诗的消失吗?终结并非一个世界末日式的爆炸。也许再没有比终结更平和的了。 萨:就算是这样吧,可既然有些东西正在终结,我们可以猜想有些别的东西正在开始。 昆:肯定。 萨:那什么正在开始呢?这在您的小说中看不到。所以就有这样一个疑问:您是否只看到了我们历史处境的一半? 昆:有可能,但没有那么严重。实际上,必须理解什么是小说。一个历史学家向您讲述已经发生的事件。相反,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罪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小说家画出存在地图,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可能性。但还是要强调一遍:存在,意味着:“世界中的存在”。所以必须把人物与他所处的世界都看作是可能性。在卡夫卡那里,这一切都很清楚:卡夫卡的世界跟任何一个已知的现实都不相似,它是人类世界一种极限的、未实现的可能性。当然,这一可能性在我们的真实世界之后半隐半现,好像预示着我们的未来。所以有人说卡夫卡有预言家的一面。但即使他的小说没有任何预言性质,也不会失去价值,因为它们抓住了一种存在的可能性(人以及他的世界的可能性),从而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什么,我们可能做出什么来。 萨:可您的小说都是处于一个完全真实的世界内的! 昆:我们来看看布洛赫的《梦游者》这部涵盖了三十年的欧洲历史的三部曲。对布洛赫来说,这一历史很清楚地被定义为一种持续的价值贬值进程。人物被关闭在这一进程中,正如被关闭在一个笼子里,必须找到跟这一共同价值的逐渐消失相适应的行为。当然,布洛赫对他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坚信不疑,也就是说,他对他所描绘的世界的可能性是一种实现了的可能性坚信不疑。但试想他错了,试想在这一价值贬值的进程同时,有另外一种进程,一种布洛赫无法看到的正面的发展。这难道会使《梦游者》一书的价值有所改变?不会,因为价值贬值的进程是人类世界一种不容置疑的可能性。去理解被投进这一进程的旋涡中的人,理解他的一举一动,理解他的态度,只有这才是重要的。布洛赫发现了存在的一个未知领域。存在的领域意味着:存在的可能性。至于这一可能性是否转化成现实,是次要的。 萨:您的小说所处的终极悖论时期因此不能被视为一种现实,而是一种可能性? 昆:是欧洲的一种可能性。是对欧洲的一种可能的看法,是人类的一种可能的境遇。 萨:可既然您试图抓住一种可能性而非一种现实,那又为什么要如此重视您所表现的形象,比如布拉格,以及在那里发生的事件? 昆:假如一个作者认为某种历史处境是人类世界中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具有启发性的可能性,他就会照原样去描绘。总之,对史实的忠实相对于小说的价值而言是次要的。小说家既非历史学家,又非预言家:他是存在的探究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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