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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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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这就是您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所说的,“小说不是作者的忏悔,而是对于陷入尘世陷阱的人生的探索”。可在这里陷阱究竟是什么意思? 昆:生活是一个陷阱,这一点,人们早就知道了:人生下来,没有人问他愿不愿意;他被关进一个并非自己选择的身体之中,而且注定要死亡。相反,在以前,世界的空间总是提供着逃遁的可能性。一个士兵可以从军队逃出,在邻近的一个国家开始另一种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纪,突然间,世界在我们周围关上了门。将世界转变为陷阱的决定性事件大概是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史无前例地)被称为世界大战。这里的“世界”两字是假的,其实只涉及欧洲,而且还不是全欧洲。但“世界”作为定语,雄辩地说明了一种恐怖感,因为必须面对一个事实:从此之后,地球上发生的任何一件事都不再是区域性的了,所有的灾难都会涉及全世界,而作为结果,我们越来越受到外界的制约,受到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处境的制约,而且这些处境使我们越来越变得人人相似。 但请不要误解我。假如说我的小说并非所谓的心理小说,并不意味着我的人物没有内心生活。这只是说我的小说首先捕捉的是些别的谜,是些别的问题。这也不是说我指责那些喜欢表现心理的小说。在普鲁斯特之后情况的变化让我对过去充满了怀念。随着普鲁斯特离开,一种宏大的美缓缓离我们而去,越离越远,而且是一去不返了。贡布罗维奇[10]有一个既荒唐又天才的想法。他说,我们每个人自我的重量取决于地球上人口的数量。所以德谟克利特相当于人类四亿分之一的重量,勃拉姆斯相当于十亿分之一的重量;贡布罗维奇本人则相当于二十亿分之一的重量。从这一算术角度来看,普鲁斯特笔下的无限世界的重量,一个自我的重量,一个自我的内心生活的重量,变得越来越轻了。在这一冲向轻的赛跑中,我们已经越过了一个致命的限度。 萨:从您最早的作品起,自我的“不能承受之轻”就一直是您的困扰。比如《好笑的爱》,比如其中的短篇《爱德华与上帝》。爱德华在跟年轻的阿丽丝有了初夜的恋情之后,被一种奇怪的、不自在的感觉占据了心,这在他个人故事中占有决定性的位置。他看着他的女朋友,心里想“阿丽丝的思想只不过是镶贴在她命运上的一件东西,而她的命运只不过是镶贴在她肉体上的一样东西,而他在她身上看到的只是一个肉体、一些思想与一段履历的偶然组合,无机、随意、不稳定的组合”。在另一个短篇《搭车游戏》中,年轻的姑娘在小说的最后几段完全被自己身份的不确定搅乱了,她一边抽泣,一边重复说着:“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 昆: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特蕾莎在照镜子,她寻思假如她的鼻子每天伸长一毫米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直到多长时间以后,她的脸会变得根本无法辨认?而假如她的脸不再像特蕾莎,那特蕾莎是否还成其为特蕾莎?自我从何处始,到何处止?您看:在灵魂不可测知的无穷面前,没有些许惊奇;在自我与自我身份的不确定面前,倒有这般惊讶。 萨:在您小说中没有任何内心独白。 昆:乔伊斯在布卢姆的脑袋里安置了一个麦克风。多亏了内心独白这一奇妙的间谍行为,我们就我们自己是什么了解到了不少东西,但我不懂如何使用这个麦克风。 萨: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内心独白贯穿了整部小说,是它结构的基础,是主要的手法。在您的小说中,是哲学思考起了这个作用吗? 昆:我认为“哲学”一词不恰当。哲学在一个抽象的空间中发展自己的思想,没有人物,也没有处境。 萨:您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开头是关于尼采的永恒轮回的思考。假如说那不是一种以抽象方式发展起来的没有人物、没有处境的哲学思考,那又是什么呢? 昆:当然不是!这一思考从小说的第一行开始就直接引出了一个人物——托马斯——的基本处境;它陈述了他的问题,即在一个没有永恒轮回的世界中的存在之轻。您看,我们最后又回到了我们的问题:在所谓的心理小说之外,有什么?换言之:有什么办法可以不通过心理而去把握自我?把握自我,在我的小说中,就是意味着,抓住自我存在问题的本质,把握自我的存在密码。在创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时,我意识到,这个或那个人物的密码是由几个关键词组成的。对特蕾莎来说,这些关键词分别是:身体,灵魂,眩晕,软弱,田园牧歌,天堂。对托马斯来说:轻,重。在题为《不解之词》一章中,我探讨了弗兰茨和萨比娜的存在密码,分析了好几个词:女人,忠诚,背叛,音乐,黑暗,光明,游行,美丽,祖国,墓地,力量。每一个词在另一个人的存在密码中都有不同的意义。当然,这一密码不是抽象地研究的,而是在行动中、在处境中渐渐显示出来的。比如《生活在别处》第三部:腼腆的主人公雅罗米尔还是个童男。有一天他跟他的女友出去散步,突然女友将头靠在了他肩上,他幸福到了极点,甚至身体也兴奋起来。我就停在这个小事件上,看到了以下事实:“雅罗米尔至此为止所体验到的最大幸福,就是一个姑娘将头靠在了他的肩上。”从这一点出发,我试着把握雅罗米尔的情色观。“对他来说,一个姑娘的头比一个姑娘的身体更具意义。”我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身体对他来说无所谓,而是说:“他所欲求的不是姑娘裸露的身体,他欲求的是在裸体的光芒照耀下的姑娘的脸蛋。他不是要占有姑娘的身体;他要的是占有姑娘的脸蛋,而这张脸蛋将身体赠予他,作为爱情的证明。”我试图为这样一种态度命名。我选择了温情这个词。然后我审视这个词:确实,究竟什么是温情?我得出一系列的答案。“温情只有当我们已届成年,满怀恐惧地回想起种种我们在童年时不可能意识到的童年的好处时才能存在。”接着:“温情,是成年带给我们的恐惧。”接下来又是一个定义:“温情,是想建立一个人造的空间的企图,在这个人造的空间里,将他人当孩子来对待。”您看,我并不向您展示在雅罗米尔脑海中发生的事情,我展示的是在我自己脑海中发生的事情:我长久地观察我的雅罗米尔,然后我试着一步一步地靠近他态度的核心,去理解他的态度,为之命名,从而把握它。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特蕾莎跟托马斯在一起生活,但她的爱要求她使出自己所有的力量,于是,突然间,她受不了了,她想向后转,回到“下边”去,回到她来的地方。于是我问自己:“她怎么了?”我找到了答案:她眩晕了。但什么是眩晕?我试着找出定义,我说:“(眩晕是)一种让人头昏眼花的感觉,一种无法遏止的坠落的欲望。”但马上我修改了自己的话,我将定义修改得更精确:“……眩晕是沉醉于自身的软弱之中。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却并不去抗争,反而自暴自弃。人一旦迷醉于自身的软弱,便会一味软弱下去,会在众人的目光下倒在街头,倒在地上,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眩晕是理解特蕾莎的钥匙之一。而不是理解您或者我的钥匙。然而,不管是您还是我,我们都知道这种眩晕,至少作为我们的一种可能性,作为存在的一种可能性。我必须创造出特蕾莎这个人物,一个“实验性的自我”,来理解这种可能性,来理解眩晕。 但受到探询的不仅仅是这些特别的处境,整部小说都只是一个长长的探询。思考式的探询(或探询式的思考)是我所有小说构建其上的基础。让我们以《生活在别处》为例。这部小说最初的题目是《抒情时代》。在一些朋友的压力下,我在最后改了题目。他们认为这个题目太平淡、太老派了。我听从他们的意见,实际是干了件蠢事。实际上,我认为选择一部小说的主要范畴当题目是很好的。《玩笑》《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甚至《好笑的爱》。不能把这个题目的意思理解为“好玩的爱情故事”。爱情在人心目中,与严肃联在一起。而好笑的爱一般就是失去了严肃性的爱情。这一概念对现代人来说极其重要。但还是回到《生活在别处》上来吧。这部小说建立在几个问题上:什么是抒情的态度?作为抒情时代的青年时代是怎么回事?抒情/革命/青年这三者联姻的意义是什么?做一个诗人是什么意思?我记得刚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创作的大前提就是我在笔记中写下的这么一个定义:“诗人是一个在母亲的促使下向世界展示自己、却无法进入这个世界的年轻人。”您看这个定义既非社会学的,也非美学的,也非心理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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