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38)_赫塔·米勒

三八

　　▼空气中酝酿的往往不是好事

　　“如果空气中酝酿着什么，那多数不是好事。”这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暗含恐惧，让人嗅到危险的气息。我们提及空中之物时，指向其实是自身的感觉。一直在脑中盘旋的东西突然曝形于外，且形体超大，无所不在，让人无处躲藏。那是人们用空气来表达的个人感觉，说自己却不必提到自己。

　　空中不会有什么，最多只有空气。空气流动形成风，风钻进它一路遇到的物体，物体的摆动让我们看到风对它们的占有。风本无形，我们只能看见被风抓到的物体抽打或飞舞，它们或无声或嘈杂地“随风飘”。狡黠的人，我们也用“随风飘”来形容他们。由此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如果空中有什么，那一定意味着危险，而危险是“人”为的。

　　对我而言，谈论天空以及天空的复数——如诗歌中常见的——和谈论他人带来的恐惧，一向是有区别的。如果恐惧也有复数就好了，因为压迫天天有，或公开或隐蔽的手段不断翻新花样，让恐惧占领了一天当中的每一个小时、一个月的每周、一年的所有时间。它占领了钟表的嘀嗒、街道日间的嘈杂，和夜晚的宁静。或许我们应该把恐惧分为两种：一种是短暂的、无法预测的，当恐惧的因由消失后了无痕迹；另一种是持久的、渗入骨髓的恐惧，只有每天翻新的花样会令人意外。政治迫害属于持久型，它已经成为个体的一部分，潜入所有瞬间，淫荡地张开四肢伴随人们的所有思想。持久型恐惧是一种基本恐惧，由许多具有共性的恐惧组成：制造恐惧的总是随风飘们，这些家伙挖空心思运用各种手段，让持久的恐惧没有空隙，比人更大，让人属于它。人不再是感到害怕的人，而是成为被恐惧带走的人。

　　恐惧在变为复数的过程中不会嗡嗡作响，对我来说是语言并非万能的一个佐证。与“天空”们不同，“恐惧”们没有诗意，只有沉闷，它们什么都打不开，只将视野关闭。外部冰冷到凝结，内里则匆匆忙忙，狂躁地摩擦自己，直至火热得要燃烧起来。我了解我的恐惧，也了解那些生活在齐奥塞斯库阴影下的其他人的恐惧。“随风飘”们为我“备妥”了恐惧，“备妥”在这里可以狭义地理解为：书面计划，下达委托，然后由专业人员实施。也许持久的恐惧就像空气，看不见踪影，却可以四处延伸播散。我成了“恐惧啃啮者”——记不得几年前在哪里看到过这个贴切的词。与此相对应，“随风飘”就是“恐惧制造者”，他们工作卖力，得到的报酬自然不错。

　　我知道，现如今，许多随风飘们都把自己打扮成无辜的平民。这对我是幸事，对他们也是。他们不是因个人理性而更平民，而是因为进入了一个更平民的时代，尽管他们曾试图阻止这个时代的到来。他们现在的任务也更平民化了。恐惧制造者平时散落各处，只在工作需要时才聚到一起。如果任务更人道，他们不会更审慎，只是不再那么危险：秘密警察、警察、军职人员、监狱工作人员、律师、医生、记者、教师、教授、牧师、工程师、邮局职员，我可以不断罗列下去，直到家庭主妇和退休人员。随风飘们有自己的等级，通过无线监控、策划交通事故，甚至假扮密友为他人制造恐惧，其手段不胜枚举。

　　今天，和其他所有凉下来的东欧集权统治一样，他们也在自己的国家等着被批准进入“资本主义泥潭”——独裁倒台前他们就是如此充满恶意和妒忌地称谓西方世界。曾经让他们失去所有权利，给他们带来致命毁灭的欧盟，如今成为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重又振作起来，只要“欧洲”这个名字需要，可以为之付出一切努力。他们像被放置到另一条轨道上的火车，又开始重新运转。终于，他们可以在自己家里，和已经“深陷资本主义泥潭”几十年的敌人一样，和被他们扔到监狱、带着残破的神经、出于厌恶离开或者被赶出疆土的国家敌人一样，过上好日子了。

　　现在恐惧制造者和我处于同样境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失败，而进入欧盟是对失败的一种物质补偿。我和他们一样感到内心分裂：一方面，我不愿看到几十年来被他们视作罪行，以威胁、搜家、审问、精神压迫、射杀、逮捕、刑讯、谋杀手段极端禁止的东西，现在也成为他们的需要。他们威胁我的朋友，逼迫他们与我脱离关系，有的甚至被谋杀。他们宣布我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最终将我逼出国境。这一切当然令我气愤，我至今都在自问，这些家伙就从来没有怕过自己吗？他们应该知道自己毁掉了多少人，他们凭什么将成千上万的人流放，这脚下的土地也属于他们，这里也是他们的家园。被永久驱逐的人，将永远无法回归从前。

　　另一方面，他们期待按照昔日敌人的方式，在被自己毁坏的家园生活，这一点又让我心安，因为他们现在努力的方向不会给我带来新的恐惧。我在登上离开罗马尼亚的列车时，一个警察对我说：“无论走到哪儿，我们都找得到你。”到德国后的头三年，我多次接到死亡威胁的匿名电话和信件，索套跟到了德国，而我却无力抗拒。现在我对他们依然怀疑，但不再害怕。他们的索套随我流亡以来，我从未想过会有这么一天。能够摆脱恐惧是我会思考以来最得益的地方。

　　自我记事以来，我家房子过道的墙上一直挂着一把怪异的钥匙。用涂了黑漆的木头做的，镶了圈金边，叫天堂钥匙。我学走路时，它亦步亦趋地跟着我。不是钥匙的形状、而是它的质料发出的微光，有点像棺木或钥匙形状的祭坛。有人从旁边经过时，它会偷听。看到金边黑漆在我身后乜斜，我想，它是否会咬住我，把我送到天上去。天上都是死人，和自行筛选的自杀者。村子不大，村人彼此相熟，不是出于好感而是因为比邻而居走得很近。

　　村里的死亡很少与医生确诊的疾病有关，常常是因为行为的好坏，道德与耻辱，还有迷信。灌木一样丛生的“依据”证明每个人的死罪有应得。死者激怒了上帝，使得上帝终于动手把他带到死亡之地。天主教的上帝将所有失足转化为疾病。他是主证人，也是村民，和那些将他的话视为经典引证的人一样。他住在穷乡僻壤的天堂，分配着他的生命模型，像村中的长老，对居民们施展着他的权威，心安理得地进行奖惩。村庄上帝为谎言、偷盗、妒忌、私通分配了结石、哮喘、腹股沟疝、青光眼、中风或癌症作为惩罚。

　　因为过道有把天堂钥匙，不论有没有他人在家，疏忽都会带来风险。“别总去照镜子，”外婆说，“别太骄傲，天堂钥匙挂在那儿呢。”她的话有道理，因为家里所有的镜子上都有油污，核桃大的云在里面游来荡去。我在镜中照自己时，云会进来吃我的脸。我让它飘过我的头发，掠过我的脸颊，沾到鼻子和脖子，但留意不让它碰眼睛和嘴。母亲会更啰唆些：“你就没听我的话，把地板先打湿，擦到半干，再擦干。你看你擦得尽是道道，干活总马虎，就想着早点了事。你以为别人看不见吗？不想想还有天堂钥匙呢！”其实我想它来着，尤其在干活的时候。但我还是要敷衍了事，因为我想，我不能事事顺着上帝，否则会死不了。我反正干什么都马虎，再添几件罪责也无所谓。即便我认真擦地板，上帝也会做他的筛选，趁他选好之前，我还是抓紧时间玩会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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