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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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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天堂钥匙会讲话。到了晚上,当外面和它一样漆黑一片时,它会报告人们一天的错误。天空披着黑衣覆盖大地,和大人们私下密谈,因为村子是属于大人的,村里的一切,从街上的尘土一直到树梢,都是他们的。房子、牲畜、井、车站、饭馆、舞厅、教堂、墓地,所有的一切,包括孩子。知道自己有父母,意味着我属于他们(这也许和长大后,我属于恐惧是一样的)。我从未尝试把天堂钥匙拉到我这一边。在家里那么多年,我只有两次把椅子靠在墙上,站上去够钥匙。我想看看黑漆下面是否只有木头。我太阳穴轻轻叩动,脉搏和心跳传到脚趾。房间里,寂静在跳动,钥匙摸上去像小狗的皮肤。把小狗从窝里举起时,它们的心脏在肚子里跳动。这一番检查验证了我的担忧,钥匙是活的。 我进城上高中后,过道不能总跟在我身后了。我周末像个过客回家看父母。他们异样地看着我,我身上散发陌生的气息,不再无条件地听他们指挥了。天堂钥匙对我来说只是个小小的装饰,一件廉价的手工艺品。我问起天堂钥匙的来历,问得真及时,因为我发现它的出处竟然愚蠢之至,我为自己先前对它的敬畏感到羞耻。它那被无耻地策划出来的独特出身终于被拆穿:天堂钥匙是维也纳商会送给外公的礼物。二战前他是粮商,在维也纳做生意。钥匙怎么到的他手,他自己也记不大清了。我问他,既然都记不得它的来历,为什么天堂钥匙在家里这么重要呢。他回答说:“一开始它并不是天堂钥匙,只是把庄稼钥匙。有一次,邻居大叔打完牌喝多了,回家的路上他冲着墙说:‘嘿,这可是把天堂钥匙啊!”它原本是把庄稼钥匙,大概是为了祈求好收成吧,外公说。 这把钥匙没什么好的,因为天堂没什么好的。它被它的占有者想当然地占有着。尽管卑微,它还是被赋予了这样的角色。庄稼钥匙没有任何一种庄稼的样子,它的大小、带金边的黑漆,让它看上去似乎是为了卡住门而造的。它能成为天堂钥匙,全仗一个醉鬼迷离的目光。它在我眼里好可怜,它的身世是我见过的最愚蠢的一个。过了很久我才承认,其实随便换个别的来历也一样可笑,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一块木头,更别说如此装扮的一块木头,能够扮演命运的角色。这个村庄生活在可怕的简单中,不仅通过迷信和上帝间接默认了自身的毫无意义,甚至卑躬屈膝与土地达成一种结盟——一种屈服于命运的自大,不仅接受每一次死亡,甚至在祈求死亡。 村里人常说:“天空在走。”天空在每一天的的确确不同。它把死者赶来赶去,让他们小步快跑,像部队的中士训练新兵。我想,死者也不能失去对天空的畏惧,他们不能忘记,死是对他们生前错误总和的惩罚。他们在天堂不能过得太好,否则死就不再是惩罚,还不如让他们在炎热和寒冷中,在难以驾驭的土地上辛苦劳作。 来到城市的头些年,我没有为天上之事烦恼。它过于零星散落,我为自己能从孩提时的幻想中走出来感到高兴。我没有一本童话书,代替它的是一把冷酷的天堂钥匙,它无法进驻非现实的世界,没有能力在现实与非现实的差异中获得好处。我的童话从未在纸上存在过,它只存在于房子里,住在每天的生活里。恐惧制造者碾过整个村庄。后来,我在城市生活了十一年,住在所谓的“塔楼”,城边水泥盒子的五层楼。 从卧房的窗户望出去是体育馆,从厨房的窗子能看到专区医院,那里常常有人因厌倦了生活直接从窗户跳出去。体育馆和医院之间,农田沿着最后一条柏油路蜿蜒,寂寥的天空笼罩田野,被工厂的烟囱染成橘灰色。窗户比天高。熟悉了平原的眼睛,看窗外的风景是颠倒的,我望着天空感觉它是个水坑。房间在中点交叉,天空恰好倚在窗户上,吃饭时落在盘子里。如果不是随风飘的邻居、同事、秘密警察给我制造恐惧,我或许无法看到这些景象。 那不是天空,而是不安。我在天空的肚子上打开冰箱、关上冰箱,开合衣柜,梳洗,吃饭,睡觉。我感觉自己高高挂在空中,因为回家后,经常发现房间来了个大变样。我不在家时,安全局的人来造访过,墙上的画掉到床上,椅子换了地方,柜门上海报的一角被撕掉,厕所有烟头。当年对于天堂钥匙的恐惧,在塔楼重新回到我心里,成为对日后生活的一种演练。唯一不同的是,我不能期望秘密警察其实只是万能的庄稼警察。他们不是木头做的,没有挂在墙上。被牢牢钉住的是我。 “密码、关键场景、关键经历”,①这些词听起来更适合“词、场景、经历”,它们才是决定性的,能够带来结果的。所有带“钥匙”的词并没有什么象征意义,我知道,它们知道,是天堂钥匙的自大给它们带来诸多负担。我尽量避免使用带钥匙的词。当我第一次听到“钥匙孩子(意指父母不在家需自己带家门钥匙的孩子)”时吓了一跳,好像自己被抓住一样。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应该说是我属于天堂钥匙,而不是它属于我。我还在村里时真需要“钥匙孩子”这个词,但那时还不知道它的存在。 ﹛①这些词的构成均以钥匙开头:钥匙+词语=密码,钥匙+场景=关键场景,钥匙+经历=关键经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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