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37)_赫塔·米勒

三七

　　德国政治家的一体化政策，并没有使土耳其少数民族在这个国家得到承认。多年以来，土耳其人在这里还是外国人，宽厚些的德语礼貌地称他们为“准公民”，对生活在德国的土耳其人的不满还算有所克制。我曾经解剖过“准公民”这个词。罗马尼亚把匈牙利、德国、塞尔维亚少数民族称为“共居民族”，这些民族在罗马尼亚有几百年的历史，有的甚至比罗马尼亚人的历史还要长。尽管我的家族在这里生活了三百多年，但和其他非罗马尼亚人一样，永远只是“德裔少数民族”，是生在罗马尼亚人家乡的客人。

　　秘密警察审问时提醒我吃的是罗马尼亚面包实在可笑，因为我们家曾拥有很多土地，我外公本是大粮商，但他所有的财富都被国家没收了。现在，秘密警察却以这个国家的名义来质询我。我吃的是罗马尼亚面包，因为我的家庭被国家以法律的名义打劫了，作为“共居者”，成为罗马尼亚式好客游戏的皮球。三百年之后仍为客，这的确要归功于罗马尼亚。德国之于土耳其人也是一样，只不过在德国少了一层主义的刁难。

　　鉴于德国土耳其人的例子，我们可以就印度人建议如下：对德国来说最好的是虚拟印度人，这个词当今可是很时尚。也许日本的玩具公司可以生产一种“拓麻歌子-虚拟印度人”，装在大纸箱里发货。使用说明书可以这样写：八小时之外不存在，下班后需喂养；冷藏保存；对工作充满热情，无须顾虑家庭生活。

　　德国自1945年以来就开始致力于“正常化”，以帮助战后一代能直面纳粹灾难。却从未奏效过。东西德合并后更是加快了正常化步伐，希望东西德人民平等相处，尽快消除极权统治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即便东德乡村的最后一条土街也铺上了柏油路，四十年管控的痕迹依然不会消失。可以正常化的是，西德人对新来的东德兄弟的德语腔不能说“在我们德国”；可以正常化的是，这种口音在买阿司匹林片时不用非得说他来自哪里，在买面包时也不必非得练习延长的e和吞掉的e。吕特格斯除了上面提到的诗作之外，也和其他政客一样讨论外国人融入的问题。为了支持他的意图，我尝试给他提个建议，一个一句话的一体化计划书，叫作“外乡口音融入德国8形面包的一体化”。这份计划书很具体，我认识相当多的人也许第一次相信，吕特格斯先生这回说的，也是他准备做的。

　　文学界也在致力于一体化。一些文学评论家表达了对于整个德国主题的小说的期待，而不是之前单纯的边缘化文学。他们坚持当代，好在德国题材的当代很有弹性，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以多年前的德国大事为题材的小说，不论战后、经济奇迹还是六八年题材，都不会被文学批评谴责题材太过老旧。因为东西德原本就同属一个国家，人们现在阅读时愿意认同这种关联。像我这样的来自另一个国度的作家，虽然用德语写作，题材却不是德国本土的。

　　对文学批评界来说，十二年前的历史就已经是陈旧了十年的过去，我的每本书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文学批评家比8形面包和阿司匹林售货员的表达方式更为复杂，但他们的用意是一样的。他们也想在我的作品中听到当地口音，建议我停止对过去的诉说，写点德国的事。他们和多数人一样，认为只有对当下有足够的了解，才能化解过去。吃饭的时候要看着德国面包，好忘记倒霉面包。如果这方子有效，我倒是不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不能使我如愿以偿。

　　我越观察德国，现在就越是与过去联系在一起，我没有选择，我的书桌不是鞋店。有时我很想大声质问：你们了解什么是受伤吗？我从罗马尼亚走出来已经很久了，但没有走出独裁操控下的人性荒芜，独裁统治的遗产总是变换方式闪现眼前。东德人对此无话可说，西德人也已经听够了，但这个主题还是让我欲罢不能。我的写作必须停留在我受伤最深的地方，否则我不需要写作。在这一点上，德国的面包广告倒是和我很一致：“年轻的新娘在答应‘愿意’时顾不上说话/因为她在忙着啃倒霉面包。”

　　另：倒霉面包Pech在广告中的写法是Paech，但，借用卖花女人的话，“这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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