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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


  伯爵一直都认为,一位成年人绝不应该在走廊里跑。可当他从奥希普那里出来时,都快十一点了,玛丽娜的好心被他滥用得太过分了。因此,他决定今晚破例一回:急奔到走廊尽头。可在拐角处,他正好同楼梯上下来的一位胡子拉碴的人迎面撞上。

  “米什卡!”

  “啊!你在这儿,萨沙。”

  在认出他这位老友的那一刻,伯爵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得赶紧把米什卡打发走。还能怎么办呢?他没有别的法子。

  可等他仔细看了一眼米什卡的脸,他就知道刚才的想法是不可能做到的。很显然,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故。于是,伯爵不仅没把他打发走,还把他带到了自己的书房。米什卡坐下来,双手转了转帽子。

  “你不是应该明天才到莫斯科的吗?”短暂的沉默之后,伯爵开口问道。

  “对,”米什卡不经意地把帽子一挥,“可沙拉莫夫让我提早一天到。”

  维克托·沙拉莫夫是他们大学时代一位共同的熟人,现任文学出版社的高级编辑。让米什卡编辑出版安东·契诃夫①的书信集就是他的主意。一九三四年以来,米什卡都在为这个项目呕心沥血地工作。

  ﹛① 安东·契诃夫(1860~1904),俄国短篇小说家、剧作家,著有《草原》《海鸥》《樱桃园》等。其剧作对20世纪戏剧产生了深刻影响。﹜

  “啊,”伯爵说,“你差不多该干完了吧。”

  “是差不多了,”米什卡笑着说,“你说得对,萨沙。的确差不多要完了。事实上,剩下要做的就是再删掉几个字。”

  下面就是之前发生的事:

  那天早上,米哈伊尔·门迪茨搭乘从列宁格勒出发的夜间列车到了莫斯科。当书信集的活版盘即将付印时,沙拉莫夫曾对米什卡说过,他要带他到中央作家大厦共进午餐以示庆贺。可是,当米什卡于一点差几分赶到出版商的接待室时,沙拉莫夫却让他回他的办公室去。

  回去坐定之后,沙拉莫夫首先对米什卡表示了祝贺,表扬他的工作完成得好。然后,他又在活版盘上拍了拍。原来,这些活版盘并未交付印刷,它们还在编辑的办公桌上。

  “是的,这是一部精悍而深刻的作品,”沙拉莫夫说,“学术研究的典范。但在交付印刷前,还有一个小问题有待解决。那就是需要在一九〇四年六月六日的那封信里改几个字。”

  米什卡知道这封信。这封信是契诃夫在死前几周写给妹妹玛丽亚的。信中,他预言自己马上会康复。在排版的过程中,它一定漏掉了某些字。这意味着,无论你把活版盘检查多少遍,都不可能把所有错误检查出来。

  “我们来检查一下吧。”米什卡说。

  “就是这里。”沙拉莫夫边说边把活版盘转过来,让米什卡自己核对那封信。

  亲爱的玛莎:

  我现在是从柏林给你写信。我到这儿已经一整天了。你走之后,莫斯科变得格外冷,甚至下了雪。一定是因为这恶劣的天气,我才得了感冒。我因为胳膊和腿上的风湿性疼痛,晚上无法入睡,体重也减了许多。我打过吗啡,各式各样的药物也用了上千种,可记忆中只有阿特休勒给我开的海洛因让我心怀感激。尽管如此,等到出发的时候,我的体力才开始恢复。我的胃口回来了,我还开始给自己注射砷。终于,我在周四离开了这个国家,当时的我形容消瘦,双腿也细得不像样。旅途很顺利,也很愉快。在柏林,我们住进了最好的酒店,房间很舒适。我很享受这段时间的生活,我的胃口很久没有这么好过。这里的面包太好吃了,我每次都会吃撑。咖啡也很棒,晚餐更是好得无法用笔墨形容。从未出过国的人不会知道面包可以好吃到什么程度。这里的茶不怎么样(我们自己带了),也没有我们那里有的开胃菜,但其他的一切都棒极了,虽然这里的东西比俄国还便宜。我的体重涨上去了。今天虽然很冷,我还是坐了很久的车去了一趟蒂尔加藤公园。所以,你可以告诉妈妈和其他所有人:我正在康复,或者我已经完全恢复了……

  你的,
  A.契诃夫
  1904年6月6日
  于柏林

  米什卡把这段读了一遍又一遍,脑海里同时浮现出那封信原来的样子。四年多了,大多数信他已经烂熟于心。可他绞尽脑汁也没发现哪个地方有差错。

  “哪个地方少了字?”终于,他只得开口问道。

  “哦,”沙拉莫夫说,他的口气就像他才反应过来米什卡会错了意,“不是少了字。而是得拿掉几个字。就是这儿。”

  沙拉莫夫从桌对面探过身来,指着契诃夫谈论他对柏林最初印象的那几行字——夸赞当地的面包,说没出过国的俄国人不知道面包能好吃到什么程度的那几句。

  “这部分得拿掉?”

  “对。没错。”

  “全部删除?”

  “可以这么说。”

  “我能问问,这是为什么吗?”

  “为了简洁。”

  “这么说,是为了节约纸张喽!好,我把六月六日这封信里的这一小段拿出来,然后你想让我把它放在哪儿?存到银行?放到梳妆台的抽屉里?还是塞进坟墓?”

  米什卡把那天的对话复述给伯爵听,他的声音越来越大,他那天的怒气仿佛重新冒了出来。紧接着,他突然沉默了。

  “后来,沙拉莫夫,”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沙拉莫夫年轻时曾对我说,我们应该让笔下的文章变得像大炮一样威力无穷,此刻却告诉我,那几句话一定得删掉。你知道我最后是怎么做的吗,萨沙?你想象得到吗?”

  人们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喜欢踱着步思考的人做起事来一定相当理智,因为他花了大量时间去分析事情的因果,以及权衡其利弊。但伯爵一直以来的经验告诉他,那些喜欢踱步思考的人随时都处在冲动的边缘。尽管踱着步思考的他受到逻辑的桎梏,这种逻辑却有多面性,它并不能让他们对事物有更清晰的认识,甚至不能自我说服。它反而会给他们带来一种损失,他们也会轻易受到哪怕是一时冲动带来的影响,会受到鲁莽和轻率的诱惑,这就像他们从没有深思熟虑过一样。

  “不,米什卡,”伯爵带着某些预感承认道,“我想不出来。你怎么做的?”

  米什卡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面对这样愚蠢的行为,你应该怎么办呢?反正我把那段话一笔删去,然后一句话没说地从屋里走了出去。”

  听到这一结果,伯爵才放下心来。要不是看见朋友脸上还带着昔日遭到重大打击的神情,他可能已经笑出声来了。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有些可笑。它有点像果戈理笔下的故事,而沙拉莫夫扮演的则是一位饱食终日,而且对自己的地位自鸣得意的枢密院官员。而那段犯了禁忌的文字,听到自己接下来的命运后,可能已经吓得爬出窗户,钻进巷子,逃得无影无踪了。直到十年之后,它才又出现在一位戴着夹鼻眼镜和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伯爵夫人的手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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