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川有许多粪(12)_李东沧

一二

　　“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从中餐馆出来，与姑妈分别之后，她嘶哑的嗓音依然在耳边挥散不去。这句话里蕴含着姑妈历时三十多年都难以摆脱的恐惧与无法抹去的伤痕。姑妈坚信，父亲的这桩案件与三十多年前的过往密切相关。三十多年前，姑妈无奈与丈夫生离死别。六二五战争之后，当局下达了一网打尽检举令，姑父突然销声匿迹，至今生死未知。而在这片土地上与她相依为命的哥哥，三十多年来也一直背负着罪名生活。

　　过去那些我和家人每天生活得提心吊胆，艰难地维持着生计。催债、不断减少的粮食、房租、学费……明天永远都是绝望，但这种绝望又被侥幸地推迟到第二天。然而，父亲对这种生活的所有痛苦表现得漠不关心，包括父亲在内的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重担，只能全部落到母亲的肩上。不过，母亲在父亲面前绝对不会提起钱的问题。如果哪次在父亲面前不经意地表示出对钱的担忧，父亲便会突然大发雷霆，发疯一般大喊：

　　“钱！钱！钱！别跟我提钱！钱算什么！我搞不懂。我不做金钱的奴隶！门儿都没有！我金学圭宁愿死，也绝对不会为钱而活！”

　　如果他不想成为金钱的奴隶，就会有人为了他被迫成为金钱的奴隶，他怎么不明白这个道理呢？真是令人费解。而那个人，就是不幸的母亲。父亲不负责任地带到这个世界的子女，也同样跌落至残酷的人生谷底，不得不成为金钱的奴隶。懂事之后，我才知道父亲以前信仰共产主义思想，参与过左翼运动，有过三年半的牢狱生活。不过，不论那种信念是什么，我都无法理解父亲那种人怎么能够曾经为之献身。同时，父亲极其鄙夷当今社会的制度与规则。我打算考大学时，父亲也暴怒地提出反对，令人难以理解。

　　“我想上大学学习文学。”

　　父亲问我上大学到底想干什么，我如此回答。父亲突然大喊起来。

　　“文学？你小子，文学一定要读大学才能学吗？去大学那种地方，书本里学的文学算什么文学？吃饱了撑的，才去胡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工厂里、工地上，在生活第一线流汗，才是真正的文学！连高尔基也是在餐馆里一边刷盘子一边写作。近来的什么作家、教授，连高尔基脚上的泥垢都不如，谈什么文学，谈什么艺术！你小子，—天连顿饱饭都吃不上，不想着谋生活，上什么大学呢？你那种腐朽的思考方式，能做成什么事？你这疯子，死了算了！”

　　我那时并不知道谁是高尔基，也对此不感兴趣。可是从父亲这种人嘴里说出“生活第一线”“谋生活”这样的话，我觉得十分可笑。我当然明白，以我们当时的家境上大学是一种奢侈。我无法轻言放弃，是因为母亲。从小时候起，母亲便如口头禅一般教导着我：

　　“洙啊，我希望你长大了可以当老师。不盼着你做生意赚大钱，也不指望你出人头地，就踏踏实实地当个老师吧！虽然不能赚大钱，也不能出人头地，老师却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一定记住我的话。”

　　母亲以为，不让自己的孩子在这个社会中误入歧途的最安全的一条路就是当老师。由于父亲在这个社会中被视为一个“禁治产者”^①我们因此承受痛苦、贫困与威胁，这是母亲按照自己的方式所领悟到的生存智慧与最后的希望。成为公务员可能是最忠诚地服从这个社会的方式，不过以母亲的经验，她或许以为，公务员非但不安全，反倒会很危险。我最终遵从母亲的意思，上了师范大学。文学之梦至今未能实现，其实也无所谓。我小时候喜欢写作，只是因为那是逃离痛苦现实的手段罢了。我至今在无名的乡村中学当老师，已经足以逃离现实。母亲如此渴望我当老师，却在我刚上大学的那年春天便离开了人世。

　　﹛① 禁治产者：在家庭法院中被判定为失去自理能力的状态，因而不具备管理、处置自身财产的人。﹜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想起了自己离开的小山村，回忆起了早晨坐大巴离开小镇公路时的熟悉风景——生锈的铁皮屋顶磨坊建筑、石灰脱落的破旧办事处、木材加工厂院子里堆积的红色锯末堆——被萧瑟飞散的雨夹雪淹没逐渐冻住的样子。我待在那里的时候，曾感觉首尔不现实，如今那里则变成了渺茫的远方与回不去的非现实。我依然被封锁在过去的痛苦现实中。我想起了几个月以来不知身在何处、至今杳无音信的妹妹。使我难以入睡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对母亲的回忆。母亲被肠胃病折磨了十几年。每次复发，她就会扯着衣襟，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然而，母亲从未去过医院，从来没有好好吃过一服药，每天数次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母亲只服用过小苏打。那烈性的小苏打不知道产生了什么化学反应，可以暂时缓解胃溃疡的疼痛，起到了临时镇痛的作用。疼痛发作时，母亲便打开铁罐的盖子，往嘴里送一勺小苏打。母亲紧闭双眼吞下味道苦涩的小苏打时皱起的脸与打开小苏打硬邦邦的铁盖时的声音，我至今记忆犹新。

　　母亲离开人世，也是因为肠胃病。在医院，医生看着X光照片，表示已经错过了治疗期。本来只是胃溃疡，拖延太久发展成胃癌，活到现在已经是奇迹了。母亲在床上躺了两个月之后离世。母亲与恐怖的痛苦决一死战的最后两个月，父亲却每天醉酒。他像是一个根本没打算正常起来的人，哪怕只是一瞬间。烂醉如泥的父亲在狭窄的房间一角倒头大睡。我闻着父亲身上散发的酒气，听着母亲不断加快的呻吟，彻夜咬紧牙关，几千次告诉自己，绝对不会原谅父亲。

　　门开了，狱警和一个犯人一起走了进来。我差点没认出来那就是父亲。他穿着略微松垮的不合身的蓝色囚服，戴着手铐的两只手并在身前，这个憔悴的老人就是我的父亲，简直令人难以置信。32号，是父亲左胸口的犯人编号。他几乎是被狱警强推到了桌前，这才看到了我，吓了一激灵，僵住的面庞抽搐了半天。“你，你怎么来了？”检察官指示狱警为父亲解开手铐。手铐解开之后，父亲坐在了椅子上。

　　“身体还好吗？”

　　我勉强问了一句。

　　“嗯……还好。”

　　父亲简短地答道。我不知道如何将对话进行下去。父亲两颊深陷，未经打理的花白胡须让整张脸看起来更加憔悴而衰老。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父亲的态度。父亲显得沉着而且理直气壮，与那身丑陋的囚服很不相称。父亲以前总是弯着腰，驼着背，现在却像是故意似的挺胸抬头，坐得笔直。我莫名地感觉到父亲这种不同以往的姿态十分可怜，像极了拙劣的表演。

　　“金学圭先生，儿子很担心你。你年纪大了，现在也该为孩子考虑一下了。怎么能这样让孩子们担心呢？”

　　检察官打破了沉默。他嗓音柔和，像是责怪小孩子一般，语气中却也丝毫没有隐藏平常处理嫌犯时的威慑感。检察官说了一句“请狱警当作没看见吧”，然后递给父亲一支烟。他向狱警寻求通融，一方面是为了尊重他们的规则与职责，另一方面也像是有意对嫌犯表示出一定程度的亲切与善心。不过，父亲接过烟叼在嘴上，并未表示任何谢意。

　　“我特意把你儿子叫来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想说什么就直说吧！就算是对我们不能说的，对儿子应该可以说吧？”

　　然而，父亲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沉重憋闷的沉默中吐着烟圈。

　　“父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先开口问道。父亲这才缓缓把视线转向我。

　　“就那样。”

　　仅此而已。我无言以对，同时感觉到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情绪涌上来。

　　“据说您有间谍嫌疑，我觉得应该是搞错了。如果您在接受调查时，因为某些迫不得已的原因才那样说，请如实告诉我。我认为父亲绝对不是那种人，这错得也太离谱了。”

　　“错什么错，一点错也没有。”

　　父亲以相同的语调说道。他的态度毫不动摇，甚至有点不知羞耻。

　　“那么您的意思是确定有过间谍行为？”

　　“有过。”

　　“检察官说没有证据。”

　　“怎么没有证据？一起被抓的人都是证据。”

　　“他们也已经证明了只有您没有参与。您为什么这么固执呢？”

　　“他们是故意的。我看起来有希望出去，能救一个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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