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秋千(76)_赫塔·米勒

七六

　　▼无动于衷的人

　　一九五〇年初，我从劳动营获释，回到家乡。我又坐在起居室里了，坐在雪白的石膏天花下深深的四角形里。父亲在画喀尔巴阡山，每隔几天就画一幅水彩，画中灰色的山峰如牙齿，每幅画上，大雪覆盖的冷杉树几乎是同样的布局：山脚边是一排排的，山坡上是一丛丛的，而山脊上要么两两成双，要么形单影只，间或点缀着一棵白色鹿角般的白桦树。最难画的显然是云朵，每幅画上，它们都似灰色的沙发靠枕。每幅水彩画上，喀尔巴阡山都是一幅睡态。

　　祖父已经过世。祖母坐在丝绒沙发椅上玩填字游戏。有时她会问个字：东方长沙发，Z开头的鞋的部位，帆布屋顶。

　　母亲为她的替代孩子罗伯特打了一双又一双羊毛袜。第一双是绿色的，第二双是白色的。接下来的几双是褐色的、红白点子的、蓝色的、灰色的。那双白色袜子让我产生了幻觉：母亲打的是虱子结成的块。打那儿以后，只要我看到袜子，就会想起工棚间编结而成的花园，黎明的微光的毛衣衣角。我躺在沙发上，毛线团放在母亲座椅边的铁皮碗里，它的生命力可比我强多了。毛线从碗中爬出来，向下坠，落下去。

　　拳头大小的两团毛线能打出一只袜子，整个线的长度是无法计算的。把所有袜子的线加起来，也许是沙发到火车站的距离。火车站附近我总是避开。现在我的脚暖和了，只是脚背上的冻疮疤很痒，裹脚布若冻在皮肤上，那儿总是首当其冲。冬日里，不到四点钟天色就暗下来。祖母按亮灯。灯罩有浅蓝色的喇叭口，蓝色的流苏边儿。天花板捞不到多少光，石膏花饰持续灰着，像开始融化的积雪。第二天一早，它又变回雪白。我想象，夜里我们在其他房间睡觉时，它会再次冻结，像齐柏林飞船后那块荒地上绣上了花似的冰层。衣柜边上，钟滴答滴答地响着。钟摆晃动着，在家具之间，仿佛用铲子把我们的时间抛来抛去，从衣柜抛到窗口，从桌子抛到沙发，从烤箱抛到丝绒沙发椅，从白天抛到黑夜。墙上滴答作响的是我的呼吸秋千，胸膛里是我的心铲。我很想念它。

　　一月底的时候，埃德温叔叔一大早就到家里接我，带我去见他木箱厂的工头。到了街上，在学校巷卡尔普先生家隔壁的窗户里，我看到一张脸。冰花图案将脖子以下部分分隔开来。额头盘着条冰发辫，鼻子上端的两侧是斜睨着的绿眼睛——我看见贝娅·查克尔，她梳着条沉重的灰白发辫，穿着件白花晨衣。卡尔普先生的猫像往常一样坐在窗口，而我却为贝娅·查克尔难过，她衰老得如此之快。

　　我知道，那只猫只可能是猫，电报杆不可能是卫兵，雪地上刺眼的白色不是营地林荫道，而是学校巷。我知道，家里的一切都不会变，它们维持着原样。所有一切，除了我。周围是对家乡感到腻歪的人们，我却因自由而晕眩。我的性情变幻无常，被训练得悲观向下、卑屈惶恐，脑子里尽是服从。我看到窗中贝娅·查克尔期待的目光，她肯定是目送我从窗前走过。我本该打个招呼，至少点下头或者招下手。

　　不过等我反应过来，为时已晚，我们已经走过两栋房子了。等走到学校巷尽头，就要拐弯时，叔叔挽起了我的胳膊。他定是察觉到，虽然跟他靠得很近，我的心思却完全在别处。也许他挽着的根本不是我的胳膊，而是我穿着的他的旧大衣。他胸腔里发出呼哨声。在我看来，他沉默良久后说出的话，原来根本就不想说。我觉得，是肺叶逼他说的，因此他有了两个声音：希望他们招你进厂子吧。我看啊，你们家人现在都牢骚满腹的。家人抱怨的是那个“无动于衷的人”。

　　在皮帽挨着左耳的地方，他耳廓上的褶皱平滑地分开，我的耳朵亦是如此。我忍不住想瞧瞧他的右耳。我挣脱了他的手，换到他右边。他的右耳与我的更像些。在更靠下的位置，耳轮才变得光滑，又长又宽，像是熨过。

　　木箱厂录用了我。我每天从“无动于衷的人”中走出来，下班后又走进去。每次回到家，祖母都会问：

　　你回来了。

　　我会说：我回来了。

　　每次出门时，她会问：你走了。

　　我会说：我走了。

　　问我的时候，她会上前一步，手捂住前额，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她的手是透明的，皮包着血管和骨头，像两把丝扇。祖母问我那些话时，我很想搂住她的脖子。“无动于衷的人”阻止了我。

　　这些天天重复的问题小罗伯特听在耳中。若他想起来，会学着祖母的样子，向我走一步，手捂住前额，两个问题并作一个：你回来了，你走了。

　　每一次他捂住前额时，我都看到掌根的肉褶子。每次他那样问，我都想掐住我替代兄弟的脖子。“无动于衷的人”阻止了我。

　　一天，下班回到家，我看见缝纫机罩子下露出白色蕾丝花边的一角。还有一天，厨房门把上挂着把雨伞，桌上摆着个打烂的盘子，像是从中间切开，分成大小均等的两半。母亲的大拇指用手帕包着。另有一天，父亲的吊裤带放在收音机上，而祖母的眼镜却在我的鞋子里。还有那么一天，我的鞋带把罗伯特的玩具狗莫皮和茶壶把绑在一起。我的帽子里有一块面包屑。或许趁我出门时，他们便摆脱掉那“无动于衷的人”。或许他们又恢复了生气。在这个家里，这件事就像营地里的饥饿天使。从来就搞不清，是我们共同拥有一个“无动于衷的人”呢，还是每人都有自己的“无动于衷的人”。

　　我不在场的时候，他们很有可能会笑。很有可能会替我难过，或是对我骂骂咧咧。很有可能会亲吻小罗伯特。很有可能说，对我要有耐心，因为他们爱我，或者只是默默地想，手上却忙着活儿。很有可能。或许回家时我也该笑。或许我也该替他们难过，或者咒骂他们。或许我也该亲亲小罗伯特。或许我该对他们说，对他们我需要耐心，因为我爱他们。只是，如果都不能默默地这样想，又如何能说出来。

　　回到家乡的头一个月里，我的房间彻夜亮着灯，因为没了值夜灯，我感到恐惧。我认为，只有白天累了，夜里才会做梦。直到我在木箱厂上了班，梦才再次光顾了我的睡眠。

　　祖母和我一起坐在丝绒沙发椅上，罗伯特坐在旁边的凳子上。我像罗伯特一样小，而他像我一样大。罗伯特站到凳子上，把挂钟上方天花板上的石膏花饰取下来，挂在我和祖母的脖子上，像条白色的围巾。父亲跪在我们面前的地毯上，举着他的莱卡相机，母亲说：大家笑一笑，这是她死前最后一张照片。我的腿刚刚超出凳子沿儿。因为这个姿势，父亲只能从下面拍到我的鞋，鞋底朝前，冲着门口。这样，即使父亲不情愿，我的短腿也让他别无选择。我取下肩膀上的石膏花饰。祖母搂住我，又把那花饰压在我脖子上，透明的手紧握着它。母亲用一根毛针指挥着父亲，直到他开始倒数：三，二，等到一的时候按下快门儿。完了以后，母亲把毛针斜插进自己的发髻，又取下我们肩头的石膏花饰。罗伯特拿了花饰，站到凳子上把它装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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