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秋千(53)_赫塔·米勒

五三

　　这时，我看到左边有间简陋的小屋，一个警卫腰带上挂着手枪。他是个瘦瘦的年轻人，比我矮半头。他冲我招招手，看来是在等我。他很赶时间，还没等我在他面前站定，便引着我沿菜田走去。他嗑着瓜子，一次吃进两粒，嘴迅速一动，从一个嘴角吐出壳儿来，与此同时，另一个嘴角又吞进两粒，空壳再次从另一边飞出。他吃得很快，我们走得同样快。我寻思，也许他是哑巴。他不说话，不出汗，嘴巴耍着杂技，节奏丝毫不乱，一路走去，如脚踏双轮，御风而行。他沉默着，吃着，宛如一部去壳机器。他拽了一下我的手臂，示意停下来。

　　在那儿，约有二十个妇女散开在田里。她们没有工具，徒手将土豆刨出来。警卫把一行田垄分派给我。太阳居于天空正中央，像块烧红的炭。我两手刨土，那地很硬。皮肤开裂了，泥土钻进伤口，火辣辣地疼。抬头时，眼前一群群闪亮的金星在飞舞。脑子里的血凝固了。在田间，这个佩枪的年轻人身兼数职，不光是警卫，还是工头、生产队长、领班、检验员。妇女们聊天给他逮到的话，便抡起土豆茎抽她们的脸，或者把烂土豆塞进她们嘴里。而且，他一点儿都不哑。我听不懂他骂些什么。那不是铲煤时的咒骂，不是建筑工地的叱令，或者地窖里的切口。

　　慢慢地，我对今天这事儿有了新的看法。定是图尔·普里库利奇和他商量好了，让我干一天活，等到晚上再毙了我，就说我想逃跑。或者晚上把我塞进一个地洞里，一个纯粹的单人地洞，因为我是这儿唯一的男人。也许不只这个晚上，而是今后的每个晚上，我都别想再回营地去了。

　　夜幕降临了，那家伙除了是警卫、工头、生产队长、领班、检验员外，还是营地主管。妇女们排成行集合点数，喊出自己的名字与编号，然后将工作服口袋掏空，每只手里握着两个土豆，等待检查。她们可以留下四只中不溜的土豆。有一只太大的话，就得给换掉。我站在队列末尾，打开枕头接受检查。枕头里装了二十七只土豆，七个中等的，二十个大的。我也只能留四只，其余的必须倒出来。

　　这个配枪的人问我叫什么。我说：雷奥帕德·奥伯克。他拿起一个不大不小的土豆，好像它和我的名字有什么关联，然后飞起一脚，踢得它从我肩膀上飞过去。我头一缩。第二只土豆他没用脚踢，而是砸向我的脑袋，同时拔枪便射，土豆在空中被击得粉碎，我的脑袋也轰然碎裂。我这般浮想联翩着，他却盯着我，看我如何把枕头塞进裤子口袋里。他扯着我的胳臂，将我拉出队列，给我指指黑夜，指指荒原，就是我今天早上来的方向，仿佛他又变回了哑巴。他让我立在那儿，命令女人们齐步走，自己跟在队伍后面，朝另一个方向走去。我站在田埂上，看着他和女人们越走越远，心里却明白，要不了一会儿，他就会离开队伍，独自回来。一声枪响，又没人证，这就叫：企图逃跑，就地枪决。

　　那队伍像条褐色的长蛇，越来越小。我站在那堆土豆前，生了根似的，心里渐渐明白了，若是有什么约定，也不是在图尔和警卫之间，而是在图尔与我之间。这堆土豆就是那个约定。图尔要用土豆来付我围巾钱。

　　我浑身上下都塞满了土豆，大大小小的，连帽子里都是。数了一下，总共两百七十三只。饥饿天使帮了我忙，它可是臭名昭彰的窃贼。然而帮过之后，它又变成臭名昭彰的施虐者，抛下我在回家的长路上独行。

　　我出发了。不一会儿，浑身上下便痒起来。头上的虱子、脖子前后的虱子、腋下的虱子、胸前的虱子、阴毛里一团团的虱子。雨靴的裹脚布里，脚趾之间更是奇痒无比。要瘙痒就得抬手，可袖子里塞满了土豆，如何抬得了。要走路就得弯膝盖，可裤腿里塞满土豆，弯腿也做不到。我拖着步子，挪过第一座炉渣堆。第二座怎么也看不见，抑或是没注意到。那些土豆比我还重。想要看到第三座炉渣堆就更难了，因为已是漆黑一片。

　　满天的星斗连缀起来。银河从南流向北，理发师奥斯瓦尔德·恩耶特曾这么说。那次，他的第二个老乡没逃成，正在营地操场上示众。要想去西方的话，他说，就得跨过银河，再向右拐，然后照直走，一直保持在北斗星左边。不过，第二座和第三座炉渣堆，我始终没有发现，回程中，它们应该出现在左边。我宁愿随时随地受人监督，也不愿彻彻底底迷失方向。金合欢树，玉米田，还有我的脚步都披上了黑色的斗篷。

　　野菜的头注视着我，像人的脑袋，留着各式发型，戴着各式帽子。只有月亮戴着顶白色女帽，像护士一样轻抚着我的脸。我心想，也许再也不需要这些土豆了，也许我在地窖里中了毒，已经病入膏肓，自己却一无所知。我听到枝叶间断续的鸟鸣，远处幽怨的低语。暗夜中的侧影是会流动的。我心想，别怕，要不然会给它们淹没。为了不去祷告，我对自己说：

　　一切持久的事物都不会随意变化自己，它们和世界之间只需要一种唯一且永远不变的关系。荒原与世界的关系是隐伏，月亮与世界的关系是照亮，土狗与世界的关系是逃逸，杂草与世界的关系是飘荡。而我与世界的关系，是吃。

　　风呢喃着，我听见了母亲的声音。离家前的最后一个夏天，在饭桌上，母亲说，别用叉子戳土豆，会散的，吃肉时才拿叉。这话她不该说的。母亲当时肯定无法想象，荒原识得她的声音。在荒原的暗夜中，土豆曾经扯着我坠向地面，头顶繁星无比刺眼。当年在饭桌上，谁也料不到，有一天我会像只衣柜那样拖曳着步子，穿过田野与草地，向营地大门挪去。谁也不曾料到，仅仅三年后，我成了个土豆人，在黑夜中形影相吊，把回营的路视为归家的路。

　　营地大门口，狗吠叫着，黑夜里，那声调分外高亢，总跟哭声相仿。卫兵没检查我，便摆手放行，或许是图尔·普里库利奇跟他讲好了。我听见他在背后笑，脚步笨重地在地上拖。我浑身塞得满满的，无法转身，想来他是在模仿我僵直的步态。

　　第二天上夜班时，我给阿尔伯特·吉翁带了三个中等大小的土豆。或许他想趁左右无人，到后面开口儿铁篮那儿，用火烤了吃。可他不想。他拿起每个土豆，仔细端详，然后放到帽子里。他说：为什么刚好两百七十三个。

　　摄氏零下两百七十三度是绝对零点，我说，不可能再冷了。

　　这会儿你倒搬出科学来说事儿了，他说，你当时肯定数错了。

　　不可能，我说，两百七十三这个数哪用人来数，它会自己数，它是公理。

　　公理，阿尔伯特·吉翁说，你当时该想点儿别的事儿。嗬，雷奥，你该逃的呀。

　　我给了特鲁迪·佩利坎二十个土豆，算是还了她的盐和糖。两个月后，就在圣诞节前几天，两百七十三个土豆终于告罄。最后那几个长了流弋的青色眼睛，很像贝娅·查克尔。我在想，要不哪天把这个告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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