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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拉丁语里的秘密

  在食堂吃完饭后,我们把长木桌和长条凳推到墙边。有时,星期六晚上十一点三刻前,我们可以在那儿跳舞。跳完后再把桌椅摆回去。十二点整,营地的高音喇叭会播放俄国国歌,届时每个人都必须回到工棚。星期六,警卫喝了甜菜酒,情绪不错,会随便开两枪。如果星期天早晨有人倒在营地院子上,就说是“企图逃跑”。要说他是急着穿过院子去厕所,因为肠子里太干净,兜不住野菜汤,那不能成为理由。尽管如此,周六晚上,我们还是会时不时在食堂里移来移去跳探戈。

  跳舞时,我们活在脚尖上,就像马蒂尼咖啡馆里的弯月玛利亚,那个我们曾经生活过的世界。在一个挂着彩带和灯笼的舞厅里,有晚礼服、胸针、领带、西装口袋里的手帕、袖口的纽扣。我母亲翩翩起舞,鬓边缀着两条卷曲的头发,圆髻像个小柳条篮,脚蹬一双浅棕色高跟凉鞋,细细的鞋带挂在脚后跟像削下的梨子皮。她身着一条绿缎连衣裙,就在心口那儿别了一枚镶了四颗绿宝石的胸针,一株四叶苜蓿草。我父亲身穿沙灰色西装,胸前的口袋里露出白色手帕的一角,扣眼里别着一朵白色康乃馨。

  而我这个劳动营的囚犯也在跳舞,工作服里满是虱子,橡胶雨靴里裹脚布臭不可闻,想到家乡的舞厅,加上胃里空空,我一阵晕眩。我和策莉姐妹中的策莉·考恩慈共舞,她手背上的汗毛像细丝一般。另一个策莉叫作策莉·旺特施奈德,无名指下有一个橄榄大的疣子。跳舞时,策莉·考恩慈跟我打包票,说她是卡斯滕霍尔茨人,不像那些人来自沃尔姆洛赫。说她母亲是在阿格尼塔[66]长大的,父亲是在武尔坎[67]。

  出生前,她父亲买下了卡斯滕霍尔茨一家规模很大的葡萄酒庄,于是夫妻二人便搬到那里。我跟她说,有一个叫利布灵[68]的村子,还有一座叫大扎穆[69]的城市,不过不在特兰西瓦尼亚,而在巴纳特。策莉说巴纳特她不清楚,一点儿都不熟。我说我也不大熟,一边穿着汗津津的工作服绕着她转,而她汗津津的工作服也绕着我转。整个食堂都在旋转。当一切都在旋转时,什么都不必搞清楚。我说,连营地后面的木屋都无须搞清楚,人们叫它们芬兰人小屋,里面住的却是俄国的乌克兰人。

  中场休息后跳探戈。我和另一位策莉跳。我们的歌唱家伊萝娜·米悉站在乐队前半步。唱《小白鸽》时她会朝前再走半步,因为她想让这首歌完全属于自己。她的胳膊和腿抻得直直的,眼珠翻来滚去,头摇来晃去。她的喉头颤动着,嗓音变得像深水的漩涡一样喑哑:

  一条船就要沉没
  丧钟早晚会敲响
  为我们每一个
  水手啊
  一切终将过去
  大海会抓住我们
  谁也无法幸免

  在《小白鸽》的旋律中,我们挤在一起跳着舞,谁也不说话。这时,人们即使不情愿,也都会默默地想着那些不得不想的事情。这时,每个人都推着乡愁这只沉重的箱子。策莉的舞步拖曳起来,我用手按着她的腰骶,直到她重新找回节奏。她把头别过去,好一会儿,不让我看到她的脸。她的背瑟瑟发抖,我知道她在哭。那抽噎声清晰可闻,我什么也没说。除了劝她别哭,我又能做什么呢。

  没有脚趾便没法跳舞,所以,特鲁迪·佩利坎坐在墙边的长凳上,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她的脚趾头一年冬天就冻坏了。夏天时又给石灰车碾扁了。秋天绷带下生了蛆虫,就截了肢。打那儿以后,特鲁迪·佩利坎就用脚后跟走路,肩膀向前倾,身子向后努。这样,她的背隆了起来,胳膊僵直像铁铲把儿。因为不论是建筑工地、工厂或是车库都没她能干的活儿,第二年冬天就派她到医务所打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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