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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手帕和老鼠

  劳动营里有各种各样的布。生活就是由一块布转向另一块。从裹脚布到手巾,再到盖面包的布,山菠菜枕头用的枕巾,兜售时用的包布,甚至还有小手帕,如果你有一条的话。

  劳动营里的俄国人是不用手帕的。他们用食指摁住鼻孔,然后把鼻涕像吹面团一样擤在地上。接着再把擤干净了的鼻孔摁住,鼻涕便从另一个鼻孔喷溅出去。我也练习过,但鼻涕就是飞不出去。在劳动营里,没人会用手帕擤鼻涕。有手帕的人会用它做装糖和盐的袋子。要是它破烂不堪了的话,就用来做厕纸。有一次,一位俄国女人送了我一块手帕。那天很冷,我饿得受不了,干完活之后就又带了一块无烟煤,到俄国人的村子里去兜售。我敲了一扇门,一位年老的俄国女人来应门,从我手中接过煤,让我进了屋。房间低矮,墙上的窗户跟我膝盖一般低。一张凳子上蹲着两只带灰白点子的花母鸡,骨瘦如柴的。有只母鸡的鸡冠遮住了眼,它使劲摇晃着头,就像是一个无手之人被头发遮住了脸。

  这老妇人已经说了好一会了。我只是偶尔会听懂一个单词,但却能感觉到她的意思。她说害怕邻居们,很长时间了,只有这两只母鸡跟她做伴,但她宁愿和它们说话,也不愿和邻居交谈。她说她有个儿子,和我一般大,叫波利斯,也和我一样远离家乡,是在另一个方向,西伯利亚的一个流放营里,因为有个邻居告发了他。她说,也许你们,你和我的儿子波利斯,运气好,不久就可以回家了。她指了指一张凳子,我就坐到了桌角。她取下我头上的帽子放到桌上,摆了个木勺在帽子旁。然后她去灶台,从锅里舀了土豆汤,盛到铁皮碗里。那碗汤足有一升。

  我用勺子喝着汤,她站在我的肩膀旁看着。汤很烫,我喝得咂咂有声,侧过脸看了她一眼,她点点头。我想喝得慢一些,喝得时间长一点。但我的饥饿就像狗一样蹲在汤盘前,狼吞虎咽。两只母鸡把脚收了回去,卧在地上睡了。这汤让我一直暖和到脚趾。我流起了鼻涕。Abadschij,等着,俄国女人说,从旁边的房间里拿来一块雪白的手帕。她把手帕放到我手中,把我的手指合拢起来,示意我可以留下它。她把它送给我了。我没敢擤鼻涕。

  当时发生的一切,远远超出了兜售生意、我、她和一块手帕的范围。这关涉到她的儿子。我既觉得受用,又感到难受,是谁的行为过了头呢,是她的,是我的,还是我们两个人的。她一定要为儿子做点什么,正好我在场,而她儿子像我一样远离家乡。我觉得很尴尬,因为我正好在场,却又不是她儿子。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却对此视而不见,因为对儿子的担忧让她再也无法承受。而我同样再也无法承受同时作为两个人而存在,两个被放逐的人,这一切对我来说太过沉重,并不像凳子上并排蹲着两只鸡那么简单。我对于自己而言都是一种过重的负担。

  我用来包煤的布粗糙而邋遢,出得屋子,来到街上,我就拿它当手帕使了。擤过鼻涕之后,我把它围在脖子上,成了围巾。我边走边用围巾两头儿擦拭眼睛,为了不引起注意,时不时快快地擦两下。不过没人注意我,而我甚至都不愿引起自己的注意。我深知这里面的道理,那就是,有太多理由哭泣的时候,就绝不能开这个头。我跟自己说,这泪水是严寒所致,我也就相信了自己。

  那条雪白的手帕是旧的,用最上等的细亚麻布制作而成,做工考究,是沙皇时期的物件。它的边是手工镂织的,长针是丝线织成的。长针之间的空隙都一一细致缝合,手帕角上还有丝织的玫瑰小花饰。我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东西了。在家里,日常用品的美不值一提,在劳动营,最好还是忘了有这种美存在。这手帕的美俘虏了我,让我心碎。对于这位俄国老妇而言,我和她儿子就是一个人。他有一天还会回来吗?为了摆脱掉这个念头,我唱起了歌,为我们俩唱起了牲口车厢的布鲁斯:

  林中月桂吐艳,
  战壕白雪皑皑。
  一封短短信笺,
  字字伤我心怀。

  天空在走,云彩像是填满了芯的枕头。新月露出来,变成了母亲的脸。在她的下巴下和右脸颊后,云彩分别塞了个枕头,再把它透过左脸颊扯了出来。我问明月:我母亲已如此虚弱了吗?她病了吗?我们的家还在吗?她还住在那儿吗?还是她也去了劳动营?她还活着吗?她知道我还活着吗?还是想起我时,已像是想起一位死者那般悲泣?

  已经是来劳动营的第二个冬天了,我们不准往家里写信,家人无从得知我们的生死。俄国人的村落里立着光秃秃的桦树,树下是白雪覆盖的屋顶,像空中搭建的工棚里被压弯了的床铺。在早合的暮色中,桦树皮不同于日间的苍白,也异于雪的白色。我看见风在枝条间柔软自如地穿梭游动。柳枝编的篱笆旁的小径上,一条棕木色的小狗向我走过来。它长着个三角脑袋,长腿又直又瘦,像鼓棒一样,嘴里冒着白气,好像要吃我的手帕,同时用腿来打鼓似的。它从我旁边跑了过去,好像我只不过是篱笆的影子。它做得没错,在回劳动营的路上,我不过是这暮色中一件普通的俄国物品罢了。

  这亚麻白手帕还没人用过。我也从未用过它,而是把它保存在箱子里,作为一位母亲和儿子遗留下来的神圣物件,直到最后一天。最终还把它带回了家。

  在劳动营,这样一方手帕是派不上用场的。那些年,我本可以把它拿到集市上卖了换吃的。我可以用它换糖和盐,也许甚至能换到小米。诱惑是存在的,因为饥饿足以让人盲目。让我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我认为这条手帕就是我的命运。如果交出自己的命运,那么人就彻底迷失了。我坚信,临别时祖母说的那句话——“我知道你会回来的”——已化成了一条手帕。如果我说这条手帕是劳动营里唯一关心我的人,我不会为此觉得羞愧。我坚信这点,至今未变。

  有些时候,一些事物会拥有一种人们始料不及的、怪异的温柔。

  我的枕头后面靠头的地方放着箱子,枕头下面,面包布里裹着我从牙缝里省下来的无价之宝——面包。有天清晨,枕头上我耳朵枕的地方传来了吱吱的叫声。我抬起头来,惊讶地发现,就在面包布和枕头之间有一团粉红色的小东西正在乱踢乱动,和我的耳朵一般大。六只还没睁眼的小老鼠,每只都比小孩的手指还要小。它们的皮肤像会抽搐的丝袜,因为它们是肉做的。它们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有来由的一份大礼。

  突然间,我为它们感到骄傲,好像它们也为我感到骄傲一样。骄傲,因为我的耳朵生出了孩子,因为工棚里虽然有六十八张床,它们却偏偏选择了我做它们的父亲。它们的母亲我从未见过,它们就那样孤零零地躺着。在它们面前,我觉得局促起来,因为它们是那样全心全意地信任我。我立刻感到,我爱它们,一定要摆脱掉它们,而且是马上,在它们还没有开始吃面包之前,在其他人还没有醒来发觉之前。

  我把这一小团老鼠放到面包布上,为了不弄疼它们,手指蜷曲做了个窝。我悄悄溜出工棚,手托着这一窝东西穿过庭院。为了不让守卫的士兵看见,不让警犬嗅出什么,我赶得很急,脚都有些发抖,但我的视线始终没移开过面包布,没让一只老鼠在走的时候掉下来。我到了条沟形的厕所里,把布里的东西抖进了粪坑。老鼠们扑通扑通地掉了进去。没有吱吱声了。我只深吸了一口气,终于解决了。

  九岁那年,我曾在洗衣房最后面的角落里,在那块旧地毯上,发现了一只刚出生的灰绿色小猫,眼睛还黏在一起没睁开。我把它放到手里,轻轻抚摸它的肚子。它不高兴地发出呼噜声,咬住我的小手指不放。我看见了血,就把大拇指和食指按了下去,我想我是用尽全力按的,而且就在它脖子上。我心跳得像是经历了一番肉搏。那只猫死了,它也就是我行凶的见证。我不是故意的,但这只让事情变得更糟。怪异的温柔掺杂在负疚中,那种感觉与蓄意的残忍掺杂在负疚中是不一样的。它更深刻,更持久。

  那只猫和这些老鼠的共同之处在于:

  它们都没来得及发出叫声。

  那只猫和这些老鼠的不同之处在于:

  干掉老鼠,我是出于同情,有意为之。干掉猫,我是出于愤慨,想去抚摸它,却被它咬了。这是其一。其二,干掉猫时我别无选择。一旦手开始往下按,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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