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秋千(11)_赫塔·米勒

一一

　　▼激动人心的年代

　　干完活之后，我没有回劳动营，而是到俄国人的村落去兜售。乌尼威马格^[36]的店门开着，里面没顾客。女营业员正俯身对着柜台上的一面剃须镜，捉头上的虱子。剃须镜旁是留声机，放着“踏踏踏踏”的乐曲。这曲子我在家里的收音机里听过，是贝多芬的，用来给战时特别报道配乐。

　　早在一九三六年，为了收听柏林奥运会，我父亲买了一台带绿色猫眼的蓝点牌收音机。为了这激动人心的年代，他说。蓝点买得很值，往后的年代就更激动人心了。那是三年之后九月上旬的一天，又到了在阳台的荫凉中享用清凉的黄瓜色拉的时候。蓝点就放在角落的小桌上，一旁的墙上挂着一幅大的欧洲地图。蓝点里传来“踏踏踏踏”的乐声，特别报道。父亲倾斜了凳子，伸手够到了收音机的旋钮，把音量调大。

　　所有人都停下来不说话了，也没了餐具丁零咣啷的声音。连风儿也透过阳台的窗户驻足细听。九月一日开始的这件事，我父亲管它叫作闪电战。母亲叫它远征波兰。我祖父曾当过船上的帮工，并从普拉^[37]出发，做过环球航海旅行，他是个怀疑论者。他一直感兴趣的是，英国人会怎么看待这件事。至于波兰吗，他宁愿不发表意见，而是再多吃一勺黄瓜色拉。我祖母说，吃饭是家事，和收音机里的政治不相干。

　　父亲是图画老师，在蓝点旁的烟灰缸里，他给彩色大头针上安装了三角形的胜利小红旗。接下来的十八天里，在地图上，小红旗一直朝东延伸。然后祖父说，波兰完了。小红旗用完了，夏天也结束了。祖母把欧洲地图和大头针上的小红旗扯了下来，又把大头针理好放回了她的针线盒。蓝点移到了父母的卧室。虽然隔着三堵墙，每天一大早，我就能听到慕尼黑广播电台的起床号。那档节目名叫早操，父母按照蓝点里体操教练的口令做体操，地板也随之有节奏地震动起来。我则被父母送去参加私人的体操训练课，一周一次，是给残疾人练的康复体操，因为我那时又矮又胖，父母认为我应该像个军人些。

　　昨天，一位军官专程从外地赶来。他戴着顶绿色的帽子，大如蛋糕盘，在集合点名的操场上给我们做了讲话。这是一篇关于和平和“脚文化”^[38]的讲话。图尔·普里库利奇不敢打断他，恭顺地立在边上，像牧师做弥撒时的辅童。之后他把内容总结了一番：脚文化强健我们的心灵。在我们的心房里跳动着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心。脚文化让工人阶级坚强如钢。通过脚文化，苏维埃为着共产党的力量、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和平，变得繁荣昌盛。手风琴师康拉德·凡恩是图尔·普里库利奇的老乡，他告诉我说，俄语里的字母Y是要写成U的。所以指的不是什么“脚文化”^[39]，而应是“体力文化”^[40]和它的力量，就是西里尔文^[41]的“体操文化”。这个军官肯定是在哪里错学了这个词，而图尔又不敢去纠正他。

　　在残疾人康复体操和学校举办的“民族星期四”活动中，我接触过“脚文化”这个概念。作为中学生，每逢星期四，我们都必须列队参加晚上的聚会，并在学校的院子里接受训练：卧倒、起立、爬栅栏、蹲下、卧倒、屈肘、起立。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唱歌。关于沃坦神^[42]的、维京人^[43]的，总之是日耳曼的谣曲。周六和周日我们会排好纵队行军出城。在山丘的灌木丛中，我们练习头戴树枝作为掩护，学猫狗叫来联系定位，并在胳膊上绑上红、蓝棉线，玩战争游戏。谁能把敌人的棉线扯下来，就相当于把他杀死了。谁手里的棉线最多，我们就会用血红的野蔷薇果实把他打扮成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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