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解放日志(21)_郑智我

二一

　　那天盘内谷的屋子被烧得干干净净，村民们连一床被子、一件衣服都没能抢救回来，只能穿着身上的最后一套衣服四散而去。

　　“我们跟着妈妈回了她娘家，奶奶带着小叔和姑姑们不知道去了哪里。再回来的时候，小叔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以前小叔有个外号叫麻雀，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爷爷还经常咂着嘴，说小叔这嘴太碎，迟早得吃苦头。没想到后来变得跟个哑巴似的。到我嫁人之前，听他张嘴说话好像都没有超过五次……估计他也觉得那天是自己多嘴了，一直放不下吧。所以啊，这个原本连一秒钟都安静不下来的人，到最后完全把嘴封住了。虽然说后来结婚生了孩子之后多少好了一些……”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隐情。我还以为小叔只是埋怨父亲成了赤色分子，毁了这个家，还让自己没书可读，所以才事事怪罪到父亲头上。当时九岁的小叔只是单纯地以哥哥为荣罢了，怎么能想到会因此把自己的父亲送上了绝路。或许小叔真正埋怨的，并不是成了赤色分子的哥哥，而是九岁时自己引以为傲的那个哥哥。小叔那不把自己灌醉就无法承受的人生，和只能对自己哥哥发泄的怒火，第一次让我觉得很可怜。

　　“不知道是因为我当时也还是个孩子，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那天的事我一直都没敢提起。现在想想，不管是生错了时代的二叔还是小叔，都特别让人心酸……搞不好现在小叔也在回忆那天发生的事，两兄弟就是从那天之后成了仇家……”

　　村庄被熊熊的火焰包围，灰色的浓烟遮盖了灿烂的秋日天空。就在那烟火中，九岁的小叔尿湿了裤子晕倒在地，爷爷躺在祖上世世代代吟诗作对的亭子旁，连中三枪，死不瞑目——大堂姐的讲述太过生动，让我似乎回到了一九四八年的秋天，站在村里见证了这一切。

　　“不过，孩子，就算小叔不来，你也别太失落。他心里肯定也不好受，这会儿肯定又是醉得一塌糊涂了。”

　　父亲知道吗？比自己小那么多的弟弟因为自己做了乡党委委员长如此自豪，又因为这份自豪把他们的父亲推向了死亡，最后因为这一辈子放不下的遗憾而把哥哥当成了仇家？我总觉得父亲应该知道，所以他才会每次面对小叔的破口大骂，都像一尊佛像一样默默地坐在我们家或小叔家的檐廊上，只是大口大口地抽烟。不过他也可能只是隐约感觉到，却不知道具体内情，毕竟没有人看到那天的真相。那天小叔需要独自承受的恐惧和自责，若不是亲眼所见，又怎么敢说自己知晓呢？果然，小叔也有小叔的苦衷。那是一些少了烈酒的麻醉，就一刻也无法承受的苦衷。

　　会客厅已经够热闹的了，外面却传来了更大的喧闹声。一直用丧服系带擦眼泪的大堂姐转过身，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没想到聒噪又粗枝大叶的大堂姐的内心此刻却像一个熟透了的水蜜桃一样，感觉轻轻一碰就会破出水来。这不禁让我怀疑，眼前这位真的是我认识的那个爱操闲心又有些粗野的大堂姐吗？我是不是其实什么都不懂？我打开了会客厅的门，看到一个老人正挥舞拐杖敲打着吊唁的花圈。

　　“县长？这个又是什么？国会议员？”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十几个花圈一字排开，其中有着知名国会议员名字的那个格外抢眼。我跟他自然是从未打过照面，只知道他曾经是很有名的社会运动家，从事过工人活动，现在是进步政党的国会议员。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知道我父亲去世，还送了花圈过来？我不太清楚。只知道九十年代之后，我父母接受过几次采访，节目播出之后，除了记者，也有不少别的人找上门来。那个国会议员或许就是其中之一。

　　“赤色分子死了，拍手叫好都来不及，这些吃着公粮的人，跑来这里凑什么热闹？打算要走共产主义统一路线了，还是怎么的了？”

　　这时，不知从哪里回来的黄老板赶紧迎了上去。

　　“哎哟，您这是干吗啊，都是认识的人。”

　　黄老板一边拽着老人要往办公室走，一边冲我使了个眼色，用下巴示意让我回吊唁厅。老人右裤腿的下半截空荡荡的，明明腿脚不便，力气却跟头牛似的，在黄老板的拉扯下还是纹丝不动。

　　“他不是你哥的朋友吗？在哥哥朋友的葬礼上胡闹能行吗？”

　　“谁跟他是朋友！他就是个混蛋，把我哥变成了赤色分子，把我家都毁了。我高兴都还来不及！死得好啊！”

　　老人被黄老板一点点拽往办公室，说着还不忘转身啐了一口唾沫。其实在韩国，对赤色分子指指点点的又何止这个老人呢？父亲这么些年都是这么活过来的。我脑子里明白，心脏却止不住地怦怦直跳。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正直聪明的父亲对于某些人来说，也不过是个可以被随意吐口水的赤色分子罢了。

　　“黄老板，你说我能不愤怒吗？啊？你想想，我跟越南人打仗成了个瘸子，一分钱没捞着。结果一个赤色分子死了，又是县长又是国会议员的都来送花圈，像话吗？那混账是独立军还是爱国将士？都不是！他就是个叛贼！”

　　直到两人都进了办公室，我还是留在原地，挪不开步子。如盛夏般炽热的阳光炙烤着停车场的水泥地，好像有一股热浪翻滚着从地面升腾起来。

　　“欸，小妹。愣着干吗呢？你进去吧。”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黄老板温柔地拍了拍我的后背，说：“你别放在心上，这老爷子就喜欢到别人葬礼上撒个泼，趁机讨上几杯酒喝。你爸活着的时候他俩关系还不赖，之前还一起喝过酒，他喝几杯就会睡过去……等他酒醒了，肯定自己都觉得特别后悔。你别担心了，忙你的去吧。”

　　黄老板说完急匆匆地朝厨房走去，应该是去取招待老人的酒和食物了。黄老板捧着酒和下酒菜回到办公室之后，我还在原地停留了好久。不管是为了蹭酒喝还是为了别的，老人说的话都是事实。在韩国，很多人都是这么看待我父亲的，甚至可能还会有人像老人一样对我父亲的死拍手称好。可我父亲究竟犯了什么罪，死了都无法被原谅？这会儿太阳越升越高，地面也越来越热了。

　　黄老板把头探了出来，跟我对视了一下，招招手让我过去。他和跛脚的老人站在了花圈前。我这才有机会把那些花圈挨个儿细细看了一遍：求礼和谷城县县长、正义党国会议员、校长、院长、系主任、某某出版社……来自各处的花圈排成了一列，足足有二十多个。大多数我都不认识，但多少能猜到一些。有一个跟我很要好的前辈当了母校的校长，这些人应该都是受了他的影响。那个前辈组织过学生运动，得知我父母是游击队员后，就提着几斤肉专程到盘内谷拜访过。看来他如今虽然立身扬名了，却还保留着当年的那份心意。尽管我觉得把钱花在三天后就要扔掉的花圈上有些浪费，但对于前辈来说，应该是花了很多心思的。难道这就叫权力吗？我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生气。这时，那位在越南战争中伤残的老兵正不停地摇头，边扫视着花圈绸带上的字边问我：“你是叫娥依吧？大哥经常提到你。”

　　刚才还用拐杖抽打花圈的老人喝完酒，反而清醒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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