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解放日志(14)_郑智我

一四

　　▼第二章

　　停车场那边传来了嘈杂的哭声，应该是住在盘内谷的几个堂姐来了。除了她们，不会有谁这么聒噪了。一个堂姐跟本地的男人结了婚，在盘内谷住了一辈子；另外两个长年在外地，晚年才回到老家。即使分开生活了那么多年，三个堂姐还是一样地爱操心又富有人情味。换句话说，就是事事都参与，件件要干预。而且跟我们家不同，她们都特别活泼，总是闹哄哄的。

　　母亲七十岁的时候，我还在读研究生。以前我从没有给父母办过生日宴，六十大寿也没办过。不对，准确地说是没机会办。因为母亲四十岁的时候才生我，她六十岁时我还是一名大学生，靠助学贷款才勉强维持着学生身份，生日宴这种事情根本连想都不敢想。读了研究生后，我勉强凑出两百万韩元，包下了一个小饭店。这点钱除却给父母买一套韩服和小饭店的餐费，便所剩无几了。原本还想预定店里最贵的套餐，一人一万五千块，但这么一来，就得缩减宾客的人数。思来想去，我还是给一个思虑周全又与我十分要好的姐姐打了电话。

　　那个姐姐在求礼经营一家米糕店，所以我又叫她米糕店姐姐。姐姐的母亲是我母亲的战友，曾经是一名联络员，并没有上山搞游击，因而避免了牢狱之灾。听说当年她没了丈夫，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本身就过得捉襟见肘，但在我母亲出狱后，两人每次见面往来，她都会倾囊相助。得知我母亲患上了胃病，除了正餐只能吃一些艾草糕，她更是经常把我母亲拉到她女儿的米糕店里，让我母亲一次吃个够，最后还偷偷地给我母亲塞上一大包带走。姐姐的母亲去世之后，姐姐便把我母亲当成了自己的母亲。除了米糕和煎饼，还会经常给我母亲送来各种泡菜和小菜。所以对于我母亲来说，姐姐甚至比我更像女儿。而且姐姐慢声细语、举止轻柔，特别地从容持重。

　　“你啊，没在那家店吃过饭吧？一万块的套餐里就有很多小菜了，吃不完的。要请的都是些老人家，能吃多少呀，点那么贵的干吗？你还是学生，哪来那么多钱……”姐姐轻柔地回复我，接着又补充道，“米糕就由我来做，我就是开米糕店的嘛。”

　　姐姐最后做好带过来的，不仅有米糕，更有全罗道宴席中不可或缺的凉拌斑鳐、各种煎饼和亲手做的羊羹。好像信不过饭馆的手艺似的，她还腌制了泡菜。也多亏了她，最后生日宴办得很成功。母亲第一次穿着女儿给她买的带外袍的整套韩服，止不住地一直流泪。父亲虽然还是像往常一样面无表情，但一桌桌挨个儿喝了一圈的酒，别人给他敬的一杯都没落下，看来很是满意。说起来，也算是场完满的宴席了。

　　快结束的时候，堂姐把我叫过来问道：“孩子，乐队什么时候来？”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摆宴席还要请乐队，也没去过什么有乐队的场合。

　　“我没有请乐队……”

　　“哎妈呀，没乐队不就等于包饺子不放馅儿嘛。”

　　“爸妈都不喜欢太吵闹，所以我没想到这一点。”

　　“我们家孩子都懂的事情，你这事就没做好。你怎么不来问我们呢？”

　　就算没有乐队，酒过三巡之后，那些表亲堂亲们还是起了性子，敲着筷子，唱起热闹的韩国老歌来，甚至过了包场时间也没有要结束的意思，我只好着急忙慌地在楼下的KTV里定了个房间。父母觉得难为情，说“唱什么KTV啊”，连包间都没进就一溜烟跑了，只剩我被逮住，遭了不少罪。

　　后来我才知道，但凡身上流着一滴高家血的，不管是大伯家还是小叔家，不管是大姑姑还是小姑姑，全都喜欢饮酒作乐，个个能歌善舞。全场只有我一个人坐着。他们中还有几个歌艺了得，说是歌手也不过分。都已经定了最大的包间，还是因为二十来号人全都跑到了舞台上又唱又跳，挤得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我紧紧贴着墙站了一会儿，等到那些醉醺醺的亲戚们在兴头上没空注意我的时候悄悄溜走了。最后谁也没发现我跑了，算是当天最大的幸运。

　　“哎哟喂，哎哟喂！”

　　大伯家的大堂姐号啕大哭着走进门，一头扑倒在了会客厅的地板上，好像哭尽了全身的力气。

　　“哎哟喂，二叔在炮火中都活了下来，怎么能走得这么稀里糊涂的呢！”

　　蜂拥而至的堂姐们从四面扑上来，把我揽入怀里大哭起来。我被挤在中间，瞪大眼睛四下搜寻了一圈，没有看到小叔的身影，心情有些微妙，说不上来是庆幸还是遗憾……

　　堂姐们哭个不停，让我略微有些诧异：断送自己弟弟前途的二叔死了，有那么令人哀痛吗？据我所知，堂亲们没有公开说过我父亲的不是，但他们之间却有着微妙的隔阂。一方面，父亲是说什么都在理、聪明又有本事的老爷子；另一方面，他又太有本事，当了赤色分子，成了拖垮整个家的糟老头。父亲既是高家的骄傲，也是高家败落的元凶。

　　在父亲刚刚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时候，大堂姐还在读小学一年级，她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恐怖的一天。背着枪的军人闯进教室，大声威吓着，让见过高尚旭的人举起手来。从那时起，大堂姐就一直认为我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因为几十个军人都抓不到他。怎么说呢？就像是突然发现隔壁屋背过自己的那个人竟然是有头有脸的历史人物？虽然那是一段失败的历史。

　　总之，就算没有这些事，父亲也总是与亲戚们格格不入。冬日夜里闲来无事叫他一起玩花牌，不愿去的话不去就是了，结果他专程跑去教训别人，说在游戏上浪费人生能行吗？不如趁这时间读读《新农民》，那上面有农业的未来。杀狗杀猪吃的时候叫上他一起，他却说，别光顾着嘴上享乐，要管管孩子的学习。特别扫兴。去参加周围人家的宴席，他也总是灌下一杯烧酒就走了。所以别说亲戚们了，就连周围邻居都不常往来，只在有困难的时候找上门。这样的人死了，真的会让人这么悲痛吗……

　　再说了，父亲今年八十二，能活久一点儿当然更好，但这个年纪走了，也算不上特别令人悲痛吧。真要说悲痛，那恐怕要算父亲的老年痴呆了。母亲看着理性主义的父亲患上老年痴呆后性情大变，被父亲折磨得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高血脂的，什么病都患了一遍。又怕他在人前惹出麻烦，只能竭力阻止他出门。虽然事实证明，光靠母亲通常是拗不过父亲的牛脾气的。

　　除了我和母亲，只有朴教官知道父亲患了老年痴呆。大堂姐有次赶完集来到我们家，看到父亲的样子，咂着嘴说：“二叔老了，也是显得有些砢碜哈。这怎么办啊……”

　　母亲听不了这样的话，郁闷得一晚上没睡，她怕父亲的病情恶化下去，会给过去的高风亮节抹了黑，于是拼命对他严加管束。也正是因为这样，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和我都松了一口气。父亲走的时机刚刚好，还没有人知道他患上了老年痴呆，他也还没在别人面前展露出失智的一面。说不定真正让父亲一头撞上电线杆的，正是在他渐渐死去的脑细胞中坚强残存下的最后一丝理智。我相信这样的解释，是因为这才是我所认识的父亲。

　　哭得悲痛欲绝的大堂姐突然停下来，问我：“孩子，丧服怎么弄？花钱的事情我不方便多说，但怎么能让你一个人穿丧服接待宾客呢？让外人见了多不好看。”

　　幸好东植早前嘱咐过，要不就难办了。我正好趁机从第一次拥抱我的堂姐们怀里退了出来，取来四套丧服递给她们。住首尔的两个姐姐估计要下午才到。

　　“就是嘛，这样多好。丧服能花几个钱？这么多亲戚呢，让你一个人当丧主怎么行。你爸苦了一辈子，最后这一段路得让他走得安心才是。你爸也会高兴的。”

　　怎么可能。父亲可是唯物主义者，才不相信什么死后的事情。有一次母亲聊起墓地，说希望自己死后能埋在智异山上向阳的地方。父亲听了，把手中的报纸一下拍在了膝盖上——这么说起来，我记忆里的父亲十有八九都在读报纸、看电视新闻，或是听新闻广播——接着用他那双斜眼瞅着母亲说：“我看你一点儿都不唯物主义。死了就一了百了，还谈什么要埋在哪里。埋在哪里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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