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解放日志(11)_郑智我

一一

　　面对痛苦、悲伤或愤怒的时候，有耐性的人只会忍耐，不会去抗争。只有忍不了的人才会揭竿而起。于是有的人成了斗士，有的人成了革命家。父亲就是一个忍不了的人。他忍不了祖国解放之后亲日派的得势，忍不了与不爱的女人结婚这种封建残留，也忍不了有权有势者的嚣张跋扈。当然，父亲忍不了的，还有两小时的劳动。然而，冻得生不如死的痛苦、饿得生不如死的痛苦、眼睁睁看着出生入死的战友在自己身旁死去的痛苦，父亲又是怎么忍受过来的？大概是因为信念，又或许是因为“大不了就是一死”的终极绝望吧。

　　就在我用冷静的目光分析父亲的时候，他已经喝完酒，看完了一面报纸，不情不愿地抬起屁股，准备回到他不亲不爱的劳动中了。所以，对于父亲来说，酒就是某种用来延续繁重劳动的止痛剂。虽然父亲每天都要喝上三瓶烧酒，但还不至于酗酒成瘾，甚至连酒鬼都算不上。在我看来，只有像小叔那样一头扎在酒里，任凭酒精吞噬自己灵魂的人，才算得上是酗酒。父亲最多只是一个三秒老头，把酒当作止痛剂来喝罢了。

　　“你以为他只喜欢酒啊？他还喜欢女人。你不知道吧？”

　　朴东植对着我挤眉弄眼地说道。那语气好像是说，你父亲的事情，你还没我知道得多。还能有什么事情，不就是男人之间的那点小秘密。我真想把我父亲拽出来好好对峙一番，就像把他从河东人家里拽出来一样。但今天是父亲的葬礼，我只能板着脸，狠狠瞪着朴东植，努力把怒火压下去。当然，毫无分寸的朴东植并没有意识到我眼神里的情绪。老太太跟朴东植交换了一下眼色，好像是说自己也知道那些秘密，接着道：“酒也只喜欢喝烧酒。啤酒正眼都不瞧一下。说洋鬼子的酒有什么好喝的。有一次还拿着一瓶洋酒过来，说是要换烧酒。那酒你知道吗，还是朴正熙总统喝过的酒。”

　　父亲拿去小酒馆说要换两瓶烧酒的那瓶洋酒，是我送给他的威士忌芝华士18年。我对威士忌简直可以说走火入魔，那瓶酒更是被我当作佛像一样供奉了一个月，每次看到它我都忍不住吧唧嘴，但最后还是送给了父亲。因为觉得父亲那么爱喝酒，这一辈子却只喝过烧酒和玛格丽米酒，太可惜了。结果他连尝都没尝一口，就拿去换成了烧酒。

　　“区区两瓶烧酒，我买给你就是了，别弄得那么穷酸。你就不能尝一尝这种酒的味道吗？！”我一口气把心中的愤怒全都发泄了出来。

　　结果父亲也气呼呼地说：“区区一瓶洋酒，跟烧酒还不一样是酒？！那些洋鬼子的酒难道还镶了金不成？”

　　有没有镶金我不知道，但我是真的很爱威士忌。三十岁以前，我都不爱喝酒。因为觉得烧酒太涩，让人忍不住发出奇怪的声音；米酒在大一刚入学的时候喝了两杯，结果就断片了，之后便再也没有碰过；白酒的味道太冲；啤酒太冰，喝一杯就得拉肚子。直到三十岁之后，我才在朋友的乔迁宴上第一次喝了威士忌。橡木的风味太香甜了，穿过喉咙的时候梦幻又丝滑。要不是这次经历，我几乎以为自己跟所有酒都是绝缘的。这就是所谓的局限。当父亲还在与解放前后的局限抗争时，世界已经远远跨过那道槛了。

　　“啊！你管它是不是镶了金，你先喝过之后再发表意见！”

　　“拿来一瓶洋酒，就狂得要登天了！”

　　父亲猛地站了起来，彻底生气了。

　　又过了几年，已经参加工作的学生给我送了一瓶皇家礼炮32年，是连我自己都没有喝过的高价威士忌。我还怕万一摔碎了，寄给父亲时用气泡膜缠了一圈又一圈。结果父亲的话堪称经典：“孩子，这是洋酒还是什么呀？干吗寄个谁都不认识的东西过来？拿去换烧酒别人都不给换啊。”

　　那个不愿用一瓶皇家礼炮32年给我父亲换一箱烧酒的人，恐怕就是眼前这位跑来殡仪馆嚷嚷些什么三秒老头的小酒馆老板娘了。村里人多少还能认出个芝华士，但皇家礼炮是不可能认识的，因为朴正熙没喝过皇家礼炮。就算他是韩国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九年之间的最高统治者，喝的也只是芝华士罢了，还不知道是12年还是18年的。而如今，随便什么人在免税店买的都是百龄坛30年。

　　“不对，嫂子你这就不懂了。叔叔也能喝洋酒。就是没的喝，所以喝得少。叔叔可是把洋酒倒到烧酒杯里一口干掉的人，简直就是男人中的男人！”

　　这我是第一次听说。难不成父亲是怕我把辛苦赚来的钱花在了没必要的地方？还是说，不管是烧酒也好，威士忌也好，反正都是止痛剂，量大的最好？再不然，莫非只是父亲在其他男人面前装腔作势罢了？但他究竟在想什么，我都无从得知了。不管过去也好，现在也好。

　　三个人就这么回忆着我所不知道的父亲的过往。我站起身，告诉他们我要去一趟殡仪馆办公室。走了几步，再回头看这几个父亲晚年时交心相处的人，才发现他们不过是寒酸潦倒的老人而已。很难想象被他们称为三秒老头的父亲跟他们坐在一起交谈的模样。我所认识的父亲，是那个在家里还念叨着老百姓、过于严肃反而有些可笑的、身在家里却心系着智异山和白云山的革命家。

　　我正要换上殡仪馆提供的拖鞋，朴东植追了上来，把手机递给我。

　　“我小儿子用你的手机给你通讯录里的所有人都发了讣告，你就不用再操心了。”

　　也就是说他知道手机是我的，故意带走的。也不知道该谢谢他帮了我一个大忙，还是质问他为什么自作主张。毕竟通讯录里还有好些人并不需要知道这个消息。

　　朴东植把手机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手比我的大上一倍，还特别厚实。或许就是这双手拉着不情不愿的父亲去拍了那张遗照，还亲自付了钱，也是这双手给父亲的酒杯斟满了威士忌。几年前父亲想把朴东植推选为合作社社长，但最终失败了。我还记得父亲当时抱怨，说到现在村里还在犟说选举需要花钱，说村里的人脑子都朽了烂了，语气里充满了愤慨。那之后，父亲便和朴东植一起创建了民主劳动党支部，还四处游说，想要推选朴东植成为地区议员。最终心愿还没实现，父亲就走了。

　　“欸，小妹。你去找黄老板多要六套丧服。你大伯家有七个堂亲吧？男人的有一套就行。我看吉洙是当不了丧主了，几天前我看他那样子，可能过不了两天就得跟着叔叔走了。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毕竟你一个人怪孤独的，大伙儿一块儿轮流做丧主，都会乐意的。反正你们高家本来就爱操心嘛。”

　　这么说起来，曾经是摔跤选手的朴东植比高家人更爱操心，他用厚实的手掌拍了拍我的后背。这双跟“温柔”“细腻”毫不相干的手，却给了我无限的温暖。

　　我按照东植的嘱咐，向黄老板多定了六套丧服，一套男性的、五套女性的。黄老板好像真把自己当成了我的亲哥哥，毫不客气地告诫我说，葬礼到处都要用钱，每一分每一毫都得从指甲里抠着花。

　　“丧主就你一个女孩，也不知道这殡仪馆的费用拿不拿得出来……”黄老板叹了一口气说道。

　　不知是身为殡仪馆老板的担心，还是出于对朋友妹妹的担忧。不过，担忧也好，唠叨也罢，话多这一点，倒是跟我父亲一模一样，真令人讨厌。我正打算赶紧转身离开，就被黄老板叫住了。

　　“欸，小妹！有句话要提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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