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解放日志(10)_郑智我

一〇

　　我望着那装着十七万零五百韩元的信封，有些怅然若失。烧酒一瓶，香烟一盒。父亲心甘情愿地给别人掏了一千两百万，而用在自己身上的，一天只有四千块。

　　父亲最后一天的消费有些“奢侈”。四月三十日，九千五百元（餐费4000×2=8000，烧酒一瓶1500元）。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天，跟另一个人享受了一顿每人四千韩元的晚餐。多半吃的是大酱汤，另一个人十有八九是朴教官。结账时，靠着教师退休金凑合过日子的朴教官肯定好好推拒了一番，但我那不愿欠人情的父亲，就算患上老年痴呆也依然本性不改的父亲，一定是一副豪气的模样，抽出了一张万元“大钞”。

　　我好像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无能为力”。

　　刚才还烟迷雾锁的川边道路，转眼变得清朗了起来，让人不禁怀疑刚才的浓雾是不是一场梦。或许是因为雾气留下的水滴，让清晨的阳光显得格外灿烂。就在这阳光照射下的沥青路上，出现了两个老人的身影。一个是刚才来过的朴教官，他身旁那位伛偻的老太太，估计也是三五钟表铺的常客、父亲的同学。朴教官刚才还说等大家一块儿过来，结果走到一半，又跟着老太太一块儿折返回来了。

　　老太太一脸淡然，把装吊唁金的信封塞进箱子后，祭拜了起来。也不知道是因为父亲的死，还是因为听到了殡仪馆黄老板的悲苦人生，母亲哭得有些虚脱，此刻正在休息室里休息。接下来，母亲大概只能留在休息室里度过整个葬礼了。因为母亲身患脊椎管狭窄症，要是对每一个宾客都一一弯腰回礼的话，说不定紧接着又得办一场葬礼。于是我代替母亲向宾客回礼，成了今天葬礼唯一的丧主。毕竟吃了药之后，父亲的精子也只复活了一次。

　　老太太用粗糙的手一把握住了我的手。她那个年代要是能读完小学，多少也算个知识分子了，而这双手并不像生活安稳的人会有的，甚至比母亲当年辛勤务农时的手还要粗糙。还没经过我同意就一把抓住我的手，让我不免有些抗拒。这场葬礼下来，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来抓我的手，想想就觉得头晕目眩。要是能像只狗一样宣示一下自己的领地就好了。

　　“生怕别人不承认他是三秒老头，走得还真是急啊。”

　　三秒老头？老太太虽然外表粗陋，眼倒是挺尖的。

　　“你爸喝一杯烧酒只用三秒钟，所以叫作‘三秒老头’。三秒老头来店里，不会直接坐下，要先跑到冰箱那里拿出一瓶烧酒，倒上满满一杯，一口就灌到嘴里了。”

　　旁边朴教官也点了点头，补充说：“这位是三五铺旁边的平价小饭馆的老板娘。走到一半碰上了，说自己来有点不好意思，我就陪着她一块儿来了。”

　　钟表铺旁的小饭馆，应该就是那家摆着两张水泥圆桌卖汤饭的小酒馆，客人都是无所事事的老头子。还好刚才没有告诉母亲。母亲最痛恨酒家女，这也都是因为我。

　　我小的时候，父亲总是带着我出入各种场合。遇到赶集的日子，还会带我去五岔路口那边的河东人家。那是一家简陋的小酒馆，连招牌都没有，就因为开酒馆的是河东人，所以大家就随口叫它“河东人家”。父亲经常大白天跟朋友在那里喝酒，连下酒的小菜都不点。他把我架在膝盖上，一边喝酒一边晃腿。我就像坐着秋千一样，在父亲的腿上一边高兴地摇晃，一边吃酒馆老板娘递过来的零食，毫不忌讳地混迹在酒席间，参与着各种话题，咯咯地笑，完全没有个孩子的模样。

　　有一天，身材肥硕的老板娘突然摆着身子，挤着鼻音说：“这么久都不来，我还以为以后都见不到你了呢。”

　　“哎哟，看你说的什么丧气话，我对你可是一片丹心呢。”

　　父亲耍起了嘴皮子，拍了拍老板娘的屁股。我一下从父亲膝盖上跳了下来，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当时的我才五岁，脾气却不是一般地倔，硬是把父亲拽了出来，让他连一杯酒都没喝上。我一直斜着眼睛狠狠瞪着河东人家，直到它消失在我的视野中。那之后，只要我在身边，父亲便再也没有靠近过五岔路口那边一步。

　　虽然当时的我才五岁，心里却早已是个小大人了。所以父亲拍老板娘屁股的事情，我没有告诉母亲。是父亲自己说的，好像拍拍其他女人的屁股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之后父亲每次要去镇里，母亲就会开他玩笑问道：“又要去拍河东人家老板娘的屁股啦？”而我会突然抽风，抓住父亲的裤腿瘫倒在地上。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河东人家的老板娘，但我想父亲应该还见过，只是不再把我带到小酒馆去了。

　　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却一直记得很清楚。其实也就是看到了父亲不为我所知的另一面罢了——革命家身份之外的一面。而被幼时的我发现的那个举动，其实也是一般男人都会做的事，并不出奇。即使在长大以后，每次路过河东人家，我也都会把头扭向一边，故意不去看它。或许我真正回避的，不是河东人家的老板娘，而是隐藏在一个伟大革命家躯壳下的普通男人的欲望。那时父亲已经被关进监狱，我相信我的父亲是一个为了正义不畏牺牲的伟大革命家。准确地说，我必须坚信这一点，才不至于放弃监狱里的父亲。

　　“哎哟，嫂子来了？”

　　朴东植不知道什么时候睡醒了，走过来一屁股坐到了老太太旁边，好像对方是自己的好姐姐一样，搂着老太太的肩膀。

　　“小妹，打招呼没？这可是你爸的最后一个情人。”

　　“你看你，开什么不着边的玩笑？让孩子真误会了怎么办呀……”

　　老太太突然像个羞涩的小姑娘，拧了拧身子，从朴东植的怀里挣脱出来。误会个屁啊！不对，她一副典型的劳动妇女模样，莫非真的是父亲的理想型？我默默地看着他俩笑闹，心里想。

　　“每天早晚相见，这还不叫情人，什么叫情人？”

　　“他确实是快把我们店的门槛踏破了，但你以为他是来找我的？他是来找酒的。”

　　这两个人好像完全没有考虑过我的心情，一唱一和地说着相声。

　　“话说回来，昨天还剩了半瓶烧酒没喝完，放在冰箱里呢……这以后也喝不上了。生前那么爱喝酒的一个人……每天至少都得喝上三瓶来着。”

　　父亲养成每天喝酒的习惯，就是在他照着《新农民》开始纸上种田那会儿。父亲从小就在农村长大，却没干过一天农活儿。虽然拼了命要建设一个劳动者和农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但他本人却跟劳动没什么关系。对于父亲来说，劳动要比革命痛苦得多。当游击队员时说着不惜冻死、饿死、中枪死，到了要给辣椒田拔草的时候，两个小时都坚持不了就要灰溜溜地跑回家，用啤酒杯装满烧酒一饮而尽。每次看到这样的父亲，我都在心里一边嘲笑，一边思考革命家和耐性之间的关系。那时上高中的我得出一个结论：

　　有耐性的人成不了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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