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解放日志(4)_郑智我

四

　　初次见面的黄老板和母亲，就因为黄老板的父亲也是社会主义者，便打破了所有隔阂，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眼泪像坏掉的水龙头一样，一开始便止不住了。我觉得有些难以置信，但依然选择了冷静旁观。因为多亏黄老板的出现让母亲得以从父亲过世的悲痛中暂时解脱出来，或许真正获得安慰的并不是黄老板，而是母亲。你现在在做什么？结婚了没有？有几个孩子……这边母亲对黄老板“查户口”的同时，那边工作人员已经在父亲的遗照上装点了一圈白色的菊花。说起来，父亲生前是连花都不会多瞧一眼的人。

　　不对，仔细想想，每到秋天的时候，父亲的背架上除了软枣和野木瓜，还常常插着几株红透了的菝葜果枝丫，偶尔还会看到父亲的腋下夹着几枝浅紫色的野菊花，羞涩地探着小脑袋。菝葜果和野菊花又不能吃，父亲把它们摘回来的时候在想什么呢？在这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看着这些花花草草的时候，他石头一般坚硬的内心深处，是不是也会有一个角落在慢慢熔化，流淌出些许青涩恋爱般的柔情？父亲过世后，我第一次湿了眼眶。我才意识到，社会主义者身份之外的父亲，对我来说是那么陌生，很难说我真正了解他。想到这里，眼泪顿时收了回去。

　　我望着遗照中的父亲——“遗照中”，这个词让我真切地感觉到，我不可能再在现实中看到他了，一时有些伤感。遗照中的父亲像往常一样注视着半空，眼神里充满了坚定，让沉浸在个人感伤中的我有些无地自容。

　　父亲总是让人有这种感觉。好像只要聊起漂亮衣服和裙子、化妆品、发型这一类同龄女孩子喜爱的琐事，或是因为这些事物感到幸福，都是一件令人失望、值得羞愧的事情；好像除了统一和革命、人类的进步之外，任何话题都不值一提。这种日子持续了好多年。我瞪着遗照中的父亲，莫名有些委屈。“那是你的问题啊，我说什么了吗？”我好像听到了父亲置身事外的反驳。遗照中的他左瞳孔望着正前方，右瞳孔盯着右侧四十五度的方向。

　　父亲有斜视，所以很难分辨他到底在看什么。好像眼神放空，又好像看穿了一切。大多数人都跟我一样，对父亲斜视的目光感到不自在，但成为斜视这件事当然不是父亲的错。

　　一九四八年初，父亲因为派发反对在三八线以南单独进行选举的传单被捕，警察在他的下体插上电线，对他电刑逼供。这不仅造成了他的斜视，还留下了另一个后遗症：那天之后，父亲便没法儿生育了。不过父亲却说：“在所有逼供方法中，电刑是最轻的了，因为你一下子就晕过去了。”

　　当时还是高中生的我问道：“那哪种逼供最痛苦？”

　　“把湿毯子罩在你身上，用棍子使劲抽，让你痛到想晕又不让你晕，真的是巴不得死了算了。而且这么打，还不会出现淤肿。”

　　父亲回答时，眼睛不知道是望着前方还是右侧四十五度的方向，他虽然看着像往常一样面无表情，但不知怎的，又好像有些兴奋。直到我自己年过四十之后才明白，原来痛苦的记忆也可以说得很兴奋。因为痛苦也好，伤心也好，都已经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了。承受住电刑逼供的那一天，或许也成了父亲灿烂青春年华中的一个瞬间。

　　医院诊断父亲因为电刑，精子失去了活力，无法再生育了。但有一天，父亲在市场的小酒馆里见到了一位过世战友的哥哥，正好是一名韩医大夫。闲谈中，父亲提到自己生不了孩子了，大夫便给他开了一副药方。你别说，父亲吃完药，我就出生了。那位姓崔的大夫因此也成了我们家公认的神医。说不定他还真的是神医，因为折磨了我三年多的痛经也是靠他的一副药方治好的。

　　我是在高一的时候，从父亲口中听说了我出生背后的故事。父亲说我来之不易、十分宝贵之类的，可能是看我不学习，怕我误入歧途，便以此来敦促我。但我却因此觉得自己好像不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如果说夏娃是被蛇诱惑吃下了禁果，带来了人类的痛苦，那么父亲就是在崔大夫的诱惑下喝了药，最终造成了我的痛苦。当年十七岁的我是这么想的。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前后，我在镇里的五岔路口附近见过一次崔大夫，没想到已经年过六十的他眼神比我还好，也不知道是不是给自己开了一剂什么灵丹妙药。总之他远远就看到了我，满脸带着笑容，快步迎了上来。但我丝毫不想面对这个把我带到这世上的元凶，赶紧转身钻进了巷子。

　　我后来才知道，崔大夫只有一个弟弟，早年丧母之后，他把弟弟背在背上像儿子一样亲手带大。而那个弟弟就中枪死在我父亲身旁，是我父亲把他的遗言带了回去。父亲告诉崔大夫，他弟弟让他“替自己好好活下去”。从那以后，崔大夫便把我父亲当成了自己死去的弟弟，而我自然也就成了他的侄女——那种如果他弟弟还活着，会带到他跟前让他疼爱、塞零花钱的侄女。我也是直到上了年纪，才意识到自己辜负了他的这份疼爱，有些过意不去。但那时他也早已离世，后悔也于事无补了。而我干出这种在无心之中给别人带去一辈子心灵伤害的事情，恐怕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人就是如此愚昧，父亲也不例外。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五日，在外地上学的我回家过周末。吃晚饭时，电视上正好播着韩国小姐选美大赛。我跟父亲都很快吃完了，只剩下肠胃不好的母亲，一口一口慢慢地把饭菜塞进嘴里，细细地嚼上几十遍。父亲在昏暗的日光灯下全神贯注地读着报纸，对黑白电视里年轻貌美的女人毫无兴趣。反倒是母亲好像特别羡慕电视里的那些女人，嚼着嚼着脱口道：

　　“哎哟，我们家娥依都可以去参赛了。”

　　这个稀奇古怪的名字“娥依”叫的就是我。“娥”字取自父亲参加革命的战场白鹅山中的“鹅”，“依”取自母亲的根据地智异山中的“异”。就因为这个名字，我吃了不少苦头。（其实父亲主要的战场不是白鹅山，而是白云山。之所以选了“娥”字，是觉得不管“白”也好，“云”也好，都不够女性化。也就是说，不管嘴上多么重视男女平等，父亲毕竟出生在一个半封建社会，无法彻底摆脱父权制的阴影，因此连起名字的思维都带着半封建主义的残留。）不管是学校里的老师，还是政务服务机构里的工作人员，叫到我名字的时候都会说：“哎哟，这名字这么美，长得也……”结果抬头一看到我，话便硬生生地断在了那里。一般人绝对想象不到“娥依”这个名字的主人有着宽厚的肩膀，还有足以耍牛刀的壮硕身材——这样的体格对于一个革命战士的女儿来说，倒是再适合不过了。如果我的名字是什么“京淑”“慧淑”的话，可能根本不需要忍受这种落差带来的错愕和侮辱，但就因为我的父母为了纪念他们的青春，让我从小深受其害，而且还要继续忍受下去。

　　总之，母亲让我参加选美比赛的那句话我没有放在心上。就算年纪小，我也是有自知之明的，不至于傻到信以为真。但父亲报纸看到一半，还是忍不住不屑地大声说道：“啧啧！你怎么能对小孩子说这种大话呢！”

　　这句话一下子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很清醒，知道自己长得并不漂亮。从小父母就没有给我买过色彩鲜艳的衣服，更何况他们自己就坚信，衣服这种东西有一套换洗的就够了。父亲出狱回来后，更是一年到头穿着从首尔亲戚那里接手过来的旧衣服，所以就算干活儿时也穿着衬衫和西裤。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父亲穿着那件到处沾满了青柿子汁的衬衫拣栗子的模样。

　　我不是有意要效仿父母，但耳濡目染之下，我也就变得跟他们一样，毫不在意外表了。不过，听到父亲这么说，我突然有些好奇自己的样貌属于哪个档次，所以问了一句：“那我的长相算什么水平？”

　　父亲像电视机里的评审一样，用一种因为失焦所以更显严厉的眼神，把我从头到脚细细打量了一番，好像我真的置身于选美大赛现场一样。最后他咂着舌头，把视线移回到报纸上。

　　“啧啧！下等中的上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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