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解放日志(2)_郑智我

二

　　话音刚落，老头老太两人就进了我房间。

　　“饭我可以做，但是睡觉你得让她去别的地方睡。我们家哪有房间给她睡啊？前面嫂嫂家不是有好几间空房吗？”

　　母亲生怕自己的话被客人听到，凑在父亲的耳边说。别看父亲当年被称为传奇革命家——在被国军包围的前一刻，凭着堪比半仙的直觉，从秘密基地逃了出来，救了谷城县的党组织——这会儿没了国军或警察的包围，他可连半点警惕心都没有。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母亲耳语的意图，反而像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似的揉着耳朵大声说：“怎么没有房间？跟孩子睡不就行了？！”

　　“你看你！别人都该听到了。也不知道她在哪里睡过打过滚的，怎么能跟孩子一起睡呢？要是让孩子染上跳蚤怎么办？”

　　母亲特别爱干净，连天花板上的煤烟渍都忍受不了，非得每个礼拜用勺子一点点抠下来才肯罢休。家里来了一个陌生女人，母亲最担心的却是跳蚤。父亲一脸严肃地望着母亲，说：“你说，我们在智异山拼上性命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她就是当年你誓死保卫的老百姓啊！”

　　父亲的眼神无比坚定又悲壮，要是有人把这一幕拍下来，说他是一个马上就要上刑场的独立运动将士，或是一个望着牺牲战友遗体的革命家，也不会有人怀疑。我差点笑出声，母亲却顿时气势矮了一截，默默地走出了房间。当年的我十七岁，看到父亲为了让一个女商贩在家里借住一晚，还要扯上老百姓；看到母亲听了这么几句话就瞬间没了脾气，不但没了脾气，还惭愧到涨红了脸，就觉得两人比我当时正在读的加缪的小说《局外人》更加陌生。

　　平日母亲因为腰疼，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大酱汤和泡菜。那天她却把橱柜里珍藏已久的新碗碟都祭了出来，为那老百姓做了一顿她能力范围内最丰盛的晚餐，给她铺上了最舒适的被褥。

　　一晚上过去，父亲的那位老百姓给我留下了一身的跳蚤，还用一根椽木挑着顺走了半袋子大蒜。之后的一个月，我都在一边挠着身子，一边咒骂那个所谓的老百姓、埋怨着家里的那位革命家，但不时又嘎嘎笑出声。因为那被顺走的半袋大蒜就像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象征，尖锐又赤裸。而那两个“受害者”却恰恰相反，坚决不认为自己遭到了背叛，只是惋惜了好长一段时间，感慨“要不是迫不得已，至于这样吗？”不仅没有因为对方的忘恩负义而愤慨，反而怀着期待，希望在未来的新世界里，老百姓可以不用为了饱腹而去偷半袋大蒜。但谁能保证那个女商贩不会用那偷来的半袋大蒜换回一盒蜜粉，把布满雀斑的脸扑得粉白粉白的，去勾搭有钱的老头呢？然而，我的父母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一层的。他们是淳朴的社会主义者，是两个不懂世态炎凉的乡巴佬。

　　回想起来，出狱回归社会之后，我父母在生活中的一举一动就一直都是这副模样。父亲不只在政见上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社会主义者。就像我说的，父亲作为新手农民，在农活儿上可是一点儿耐性都没有。他常常一个钟头就回家一趟，喝一杯烧酒，读几行报纸，然后再回田里，往来得比搬粮仓的老鼠还频繁。每次回来，父亲的身上都沾满了各种野花野草的种子和泥土。母亲一看到父亲走进院子，就会立马跑上前，唠叨着让父亲抖抖衣服，脱掉袜子，洗洗手、冲冲脚。但这时的父亲也一副仿佛无所畏惧的样子，只是随手拍拍裤腿，就大步流星地进了屋。

　　“哎哟喂，跟头牛说几次也该听懂了吧，让他抖抖衣服洗个手，能有多难啊，非要跟人作对，我真是肠子都要被他气炸了。”

　　母亲一边埋怨，一边迈着小碎步跟在后面，把从父亲身上掉落到屋里的种子和泥土用手拢到一起扔掉。父亲刚才还一脸淡定地看着母亲收拾，这会儿也觉得母亲的唠叨有些过了，啪的一声把报纸摊开，提高了嗓门说：“我看你就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者嘛。”

　　就让他抖抖衣服洗洗手，跟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连我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便放下手中的尼采，望向父亲。

　　“社会主义的根本是什么？”

　　母亲不疑有诈，还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张口就来，脱口道：“就是唯物论呗。”

　　“是吧！那你脑子是干什么用的？你想想，人是哪里来的？可不是什么老天爷随口说了一句‘这里要有人’，人就从天上掉下来了。人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所以你刚才扫起来扔掉的、一直看不顺眼的，不都是我们人的起源吗？一个社会主义者，在生活里也得贯彻唯物论才行啊。”

　　竟然还扯到人类起源了……听到小学文化的父亲说起这些高级词汇来就跟说方言一样顺溜，我忍不住笑了出来。可能连母亲也觉得父亲这次从泥土扯到唯物论，有点太过牛头不对马嘴，所以没有乖乖服软，忍不住用父亲听不见的声音嘟囔：“大道理倒是编得一套一套的，有那个时间早都把衣服抖干净了。”说罢转身出去了。

　　就是这样一个父亲，一个就连沾在裤腿上的泥土都当作人类起源、看得无比重要、不愿轻易掸掉的社会主义者，最终也尘归尘，土归土，回归源头了。一头撞在电线杆上，连人生的最后一幕都像极了他的风格，充满幽默。当然，恐怕一头撞上去的那一刻，他也不敢相信眼前戳着这样一个拦路虎。父亲坚信是老百姓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了人类的历史，而自己就是怀着这样的心境，认真地迈出了那一步。只是那里刚好戳着一根电线杆罢了，不经意地，偏偏就立在那里。真是绝了。

　　三四个工人师傅抬着一些白色的菊花装饰走进了吊唁厅。菊花是母亲选的，标价二十万韩元。我当时说要选那套标价一百万的，但母亲一边流着泪一边说：“孩子，人都死了，身子也是要烂在土里的，买那么贵的花有什么用？”

　　母亲果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做出了一个唯物论的结论后，她瞥了我一眼，坚定地选了一套最便宜的。虽然我只是个兼职的大学讲师，只能奔波在不同的校园里授课，赚点零星的课时费，但我想，这是父亲的最后一段路了，至少让他走得风光一些吧，如果把存折里的钱都掏出来，也不是付不起。不过我最终还是遂了母亲的意思。一来不知道是有信仰的人都这样，还是只有我的父母这样，总之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固执起来都跟头牛一样，我可没有信心说服她；二来既然他们同为社会主义者，多半理念相通，想必父亲也不会因此遗憾。

　　黄老板从工人师傅背后露出了一截脑袋。

　　“欸，小妹。”

　　这个叫黄老板的，是经营这家殡仪馆的三名合伙人之一，一个小时前才刚和我打过招呼。这小地方只住着区区两万七千人，一打听就能发现，黄老板是我堂哥的同学，也是竭力建议将葬礼办在这里的朴东植——与父亲同为民主劳动党的同僚（在这一带不过百人）——没有血缘关系却胜似亲人的好兄弟。朴东植甚至在去年就非常有先见之明地帮我父亲把遗照都准备好了。昨天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温柔又不厌其烦地声称自己把我父亲当作叔叔看待，让我把他当哥哥，那语气好像我跟他认识了十年一样。连母亲都好像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夸张地重重点了点头。所以我便在父亲临终之际，多了一个原本命里没有的哥哥。这么一来，一个小时前刚认识的黄老板也成了我哥哥了。送走了一个血亲，多了两个亲人，也不算亏本？我望着这个一小时前刚成为我哥哥的黄老板入了神。

　　“我要跟伯母打个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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