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解放日志(1)_郑智我

一

　　▼第一章

　　父亲死了。

　　一头撞在电线杆上死的。

　　严肃古板地活了一辈子，最后竟然撞在电线杆上，结束了他一本正经的人生。

　　这不是愚人节的玩笑。就算是愚人节，我们家也不会开这样的玩笑，不会出现这样的幽默。还幽默呢，幽默在我们家就是禁忌。当然，这并不是说幽默在我们家不存在。任谁都觉得好笑的事，我的父母都很郑重其事，就像视死如归的战士一样，这才是我家的幽默。不过，真要说有幽默吧，也只能说他们那种万事带着革命精神、一本正经的态度和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幽默。虽然说不上来为什么，但确实挺好笑的。比如这样的事：

　　那是我高中的一个寒假。我的父亲高尚旭，曾经的游击队员，吃了快二十年的牢饭之后，选择远离资本主义的中心首尔，回到既不通车也不通电的老家扎了根。一个视资本主义为敌、终生信仰社会主义的人，回到了连资本都没有的山沟沟，说来也是一种幽默。不过也是，你说在独裁政府掌权的韩国，社会主义者还能上哪儿？于是，眼看就到花甲之年的父亲成了一名新手农民。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父亲有时还是可圈可点的，但作为一名农民，只能说一塌糊涂。他是典型的社会主义者，也是意识先行的农民。父亲热衷于《新农民》杂志，把它奉为行动指南，一板一眼地照着里面的指示播种、除草、施肥。母亲给父亲干的农活儿起了一个名字，叫“纸上种田”。

　　“《新农民》让他什么时候除草，他就非得等到那个时候，也不管那草长得多高。你管它《新农民》说什么，草长出来了你就得拔，种田哪能照书上种啊？”

　　但无论母亲怎么唠叨，父亲就是对纸上的文字坚信不疑，毫不动摇。可能正是出于这种对文字的信仰，父亲在读完《共产党宣言》之后，成了一名社会主义者。

　　“专家要是什么都不懂的话，他能那么写吗？”

　　看到父亲戴着老花镜，一头扎在那《新农民》之类的农业书里，母亲咂着嘴，拿起镰刀走了出去。

　　母亲帮忙的时候多少还好一些，否则光靠父亲的纸上种田法，结局就是年年歉收。那年冬天就是如此，他们只能吞下收成惨淡的苦果，靠剥生虫的栗子熬过漫长的冬天。栗子剥到一半，我那没耐性的父亲就屁股痒痒跑出去了。除了思想学习外，他对任何事情都是三分钟热度。直到太阳落山，灰压压的影子慢慢占领了这个巴掌大的村庄，父亲才回来，屁股后面跟着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

　　我正觉得冬天山村里往来的只有西北风，太过冷清，无聊至极，这下来劲了：难不成父亲终于也动了些歪心思？莫非我要有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了？那来都来了，不如来一个富得流油、未来会给我分一大笔家产的“小妈”吧！我抱着看好戏的心情，悄悄把房门打开了一条缝……啧啧，那个女人头顶着个箩筐，不管是长相、身材，还是穿着打扮都跟我理想中的小妈相去甚远，根本不是我母亲的对手。怎么说呢，看起来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劳动妇女，完全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对父亲看女人的眼光多少有些失望。一股寒风吹来，我打了个寒战，啪地把门关上了。

　　大胆的父亲把女人引进了卧房，说话还很温柔。那种语气对我母亲都没用过。我们家住的是父亲年近花甲才置办的第一套房子，两个房间都只有巴掌大，隔壁卧房里的对话就跟在自己耳边的悄悄话一样，听得一清二楚。

　　“她说自己来卖箩筐，一不留神晚了，回不去了。这大冬天的，也没个地方住。我看她在堂山树下擤着鼻子不走，就把她领回来，让她在我们家住一晚。你赶紧先做饭吧。”

　　“真的很对不住啊，不用特意准备暖和的房间了，就是牛棚也行，就住一晚，给你们添麻烦了。”

　　别看这女商贩样貌粗陋，声音倒是像刚煮好的糯米饭一样香甜软糯。看来不管是不是社会主义者，但凡是个男人，遇到娇嫩柔美的女人，都得沉醉在这温柔乡里。听着卧房那边的对话，我的脑海里印刻下了一个在今天看来也极其现实的结论——人类的本性，或许比社会主义更强大。也就是说，种瓜不一定得瓜，种豆不一定得豆。就算与父亲这样一个社会主义信念深入骨髓的人血脉相连，被他养育长大，我还是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现实主义者——即便在别人眼中，我就是一个游击队员的女儿。

　　“牛棚什么牛棚，这不有两个房间吗？你就当作是自己家，安心睡一晚。愣着干吗？还不赶紧去做饭！”

　　父亲的呵斥最终以一句低沉的“哎哟”结了尾。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母亲掐了一下他的大腿。之前每次父亲把家里的柿饼随手送人的时候，母亲也是这样掐他大腿的。要知道，那些柿饼可是母亲忍着腰疼辛辛苦苦做给我吃的。母亲没用绳穿柿子，而是直接晾在架子上，所以每天要翻动几十次。遇到突然下雨，农活儿干到一半也得一口气跑回家，先把柿饼给收了。可家里来客人时，父亲总是毫无眼力见儿地随手就往别人怀里塞上一大把，说是让他们尝尝。

　　“你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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